易　晟

　　人类社会的历史表明，国家的安全必须建立在发展的基础上，没有发展就没有安全。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历史的铁律。但是，发展了并不等于就安全了，国家越发展，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就越丰富，需要应对的安全威胁往往就越多、越复杂，事关国家安危存亡的国防建设也就显得越重要。

　　国家发展中的不安全因素——由生存威胁到发展威胁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任何大国在其崛起包括和平发展过程中，都会面临许多安全问题。其中，从生存威胁到发展威胁的转化，就表现的十分突出和明显。

　　众所周知，国家的最高目标是维持自身的生存，而国家的生存离不开以国防力量为主要标志的综合国力。没有实力优势就没有安全可言。也正是这种逻辑支配着各国都具有强烈的追求强大的国家心理，也因此形成了国际社会中的实力法则。一个大国的发展，可能意味着另一个大国实力优势的减少和丧失。因而，一个大国发展往往会遭到其它大国遏制，有时这种遏制甚至可能就是赤裸裸的战争。

　　从历史上看，当一个国家处在由潜在大国向现实大国转变的初始阶段时，该国面临的外国强势干涉与侵略的威胁是比较严峻的。这种威胁的基本性质是生存安全。如美国从1781年建国直到1815年才获得真正的独立，历时30多年时间；苏联从1917年建立苏维埃政权，次年即遭到白俄联合英、美、日等列强的进攻，30年代末40年代初又遭到德、英、法的暗算，直到二次

　　国防建设要与安全变化相适应——大国安全发展的基本保证

　　如前所述，在大国的发展过程中，安全方面所面临的威胁不但不会削弱，反而会以新的形式和面孔出现在发展的道路上。而要应对这种威胁，作为“保家卫国”的国防建设，自然要相应地调整和改变才能有效。

　　与国家内部安全变化相适应，是保持国家内部稳定的关键。对于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由于其地理范围广阔、环境多样、人口众多、利益需求千差万别，也就更需要相对强大的“公共权力”来进行管理和控制。于是，建设符合国家政治制度，反映国家发展要求的国防力量，就成为维护国家内部安全稳定的关键，特别是在大国崛起的初、中期。

　　与国家外部安全变化相适应，是保证国家安全发展的根本。当代，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的生存与发展越来越相互依存，国家间的关系也出现了重大变化，但是国家仍需要防范它国的侵略，军事手段仍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当然，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大国应有意识地避免将战争作为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单纯的军事霸权迟早会将国家拖入痛苦的深渊。20世纪上半叶，日本和德国由侵略扩张走向彻底失败就是十分深刻的教训。

　　在可预见的将来，国家安全问题不仅将存在，而且还会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表现得更为复杂。

　　一是国内安全国际化。在信息化时代，由于各国利益的交织，任何一国特别是大国内部问题的解决往往都会有国际因素的牵扯和阻挠。如，俄罗斯车臣问题的解决本是其内政问题，但却招来了西方国家的说三道四；中国的人权问题与

　　二是国际安全国内化。信息化时代，大国发展面临的安全威胁主要表现为对“发展条件”即资源、市场等的威胁。国际上的安全形势一旦引发国家在资源和市场需求上的重大变化，可能引发国家内部安全形势的不稳定。20世纪70年代，世界石油市场的动荡就给美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济造成极大的威胁。同样，中国未来的国内安全也将与国际安全息息相关。国际安全形势将直接影响国内安全形势的发展。

　　三是安全领域扩大化。国家安全不仅是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还将扩展到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不但有传统安全，还将有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毒品走私等非传统安全。所有这些无疑会导致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的扩大化。

　　很显然，上述复杂的安全形势对国防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体表现在：

　　对国防实力的要求更高。在信息化时代，和平崛起的大国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就必须要有足够的实力来排除外来的干扰，特别是来自霸权国的军事干扰。这就要求有更强的国防实力做保障。

　　对协调发展的要求更高。国防建设不但要能有效地保障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还要发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不能因为国防建设而损害国家经济的发展。

　　对国防斗争手段的要求更高。在当代，战争作为一种解决国家利益的手段已越来越不为主流国际社会支持，但战争作为解决国家间冲突的最后手段并没有被放弃。这就意味着，国家在具备“胜战”的基础上，国防斗争的立足点应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科技对于国家崛起的作用凸显，在国家实力的构成中分量增加，在国家间利益的博弈中，非军事手段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作用。因而，军事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手段、最终手段，在更多的时候需要加强与国家的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科技手段等的相互配合和支援，从而要求国防斗争的手段要有高度的灵活性、协调性、可操作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