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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日本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

http://jczs.sina.com.cn 2005年09月20日 08:46 人民网

  评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发言

  步平

  一、为什么要分析《新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问题

  2005年4月,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组织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由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第二次被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这部历史教科书从1997年开始酝酿、编写,经2001年推向日本社会到现在,深刻地反映了日本社会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变化。对《新历史教科书》的分析与批判,不能局限于书中对关于侵略战争历史的歪曲以及对侵略事实的否定,更不能简单地列举该教科书对历史事实篡改的地方有多少处。《新历史教科书》确实存在对历史的歪曲和对侵略事实的否定问题,但这本书的问题决不仅仅是表面的几处,不是几个数字或提法的错误。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渗透全书的体系和历史观的问题,仅仅关注《新历史教科书》在战争历史问题上的表述,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可以从反面证实我们的这一判断。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渗透了军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制度也面临崩溃。但由于不可能马上编写出新的教科书,为了应付新学期的到来,日本政府规定将原教科书中露骨宣扬军国主义的词句用墨水涂掉而在学校继续使用,就是所谓的"墨涂教科书"。但是,当时日本的教科书从里到外都渗透了军国主义的精神,用简单的"墨涂"方式怎么能改变战前根深蒂固的"皇国史观"体系呢?而这一体系不改变,军国主义思想又如何清除呢?关键的问题是要对军国主义的教育体系进行改造。同样,对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批判,也不能将它变成一本新的"墨涂教科书",而是要从历史观上彻底分析《新历史教科书》的问题所在,不能让这样的教科书误导日本的学生。

  二、《新历史教科书》宣扬的是什么样的历史观

  那么,《新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通读这本书后会发现,编者是通过精心选取的历史资料,按照其设计的叙述逻辑,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其唯心主义史观的理论体系。

  第一步,《新历史教科书》在讲述日本的远古历史的时候,突出地强调日本文明的悠久与独特,竭力回避日本与亚洲大陆文明的关系,力图突破传统的日本文明是受中国古文明深刻影响的定论,甚至还想暗中建立一种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相反的关系。积极支持该书编写的日本右派学者曾经露骨地提出:近代以前3000年的中日关系,"其实是日本被殖民地化的恐怖历史,是日本摆脱中国威胁的历史"。

  第二步,在上述基础上,教科书肯定性地叙述本来是有相当疑问的所谓的"神武天皇东征",让学生建立天皇始终拥有绝对权威的印象。《新历史教科书》以相当多的篇幅叙述"日本的神话",包括日本天皇与神的密切的甚至是直系的关系,讲述日本国受到神的护佑的故事等等。尽管这些内容是放在辅助阅读的栏目中,但因为前面对日本文明的悠久与天皇的绝对权威已经进行了铺垫,所以,不管天皇是否真的是神的后代,"神风"是否真的存在,但毕竟强化了以天皇为首的日本国是优秀的"神国"的逻辑判断。这是该教科书在古代历史教育中所努力表达的思想。"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为代表的日本的右翼与保守势力称神话"是一国精神性的象征",鼓吹"有神话的国家是有风格的国家,是成熟的国家,是国民自觉性的国家"。但是,众所周知,把《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部分神话与传说写到教科书中,把神话与历史事实混合在一起以证明天皇制存在的正当性,是战前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特征,也是天皇制的国家主义的思想基础。而在战争结束半个世纪后重新提出神话的问题,这是历史认识上的倒退。

  第三步,在进入到日本的近代社会的描述后,该教科书继续沿着上述脉络进行演绎,强调作为神的后代的日本在亚洲不容置疑的领袖地位。《新历史教科书》在近代的开端就力图建立如下的逻辑关系:为什么日本从幕府后期就已经觉察到来自西洋的威胁,从而保持了自己的独立,而中国和朝鲜都没有可能?原因是日本的优秀。这一点与战前日本的教科书的判断是相同的,当时的教科书就说:"在与欧美列强的对抗中,我国是东亚的领袖。但清朝与朝鲜都没有意识到这一情况。"

  第四步,《新历史教科书》进一步将明治维新的核心问题归结为武士献身天皇的"忠义"精神,将导致日本近代社会巨大变动的事件的原因归结为所谓武士精神的力量。所以毫不掩饰地歌颂明治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全文刊载鼓吹为天皇献身的"教育敕语"。而"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本来是在战后被普遍认为是导致日本军国主义思想膨胀的重要的理论基础。

  第五步,在日本比亚洲优越的前提下,《新历史教科书》把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土地上进行的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都写成是"确立日本安全保障"的"正当的战争",把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在中国华北地区的扩大战争,对全中国的进攻,都描述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解放亚洲的战争。

  《新历史教科书》的逻辑就是:近代以来的日本在亚洲的活动,当然包括战争,都是围绕保护日本在亚洲的当然的领袖地位,都是合理合法的行动,即使发生过屠杀与伤害,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日本方面的自存自卫所必须的行动。日本人应当关注日本人的整体意识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即日本国民是如何在这些活动与战争中确立了献身国家与天皇的意识这一精神层面的问题。

  以上的五步环环相扣,步步深入,构成《新历史教科书》的理论体系。通过以上的五步(当然,也可以将这五步细致划分)将学生渐渐地引入其编织好的理论体系,也就是它的军国主义的历史观,就是战前的所谓的"国体论"。而一旦进入这一理论体系,所谓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问题,所谓侵略战争的责任问题,就都已经被彻底地转移或充分地淡化了。所以如果我们看不到《新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的问题或其理论体系的问题,就等于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

  三、如何抵制《新历史教科书》历史观的影响

  在对《新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进行深层剖析后,我们会发现,这本教科书其实已经完全回到了战前军国主义时代由日本国家编写的历史教科书的基本立场。这是战后日本社会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大倒退,也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日本很有历史渊源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抬头的倾向。正如有的日本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最前沿的政治性课题是围绕历史认识问题开展的斗争。这一斗争与90年代开始的政治状况有密切关系。右翼和保守势力利用了日本国民在向国际化社会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从"国粹主义"出发鼓动民族主义情绪,以编写历史教科书为突破点。

  在中日历史认识的差异上,最突出的是关于战争历史的认识。在这一问题上的情况是,直接经历过战争的人到现在越来越少,他们的战争体验对后代人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据统计,现在的人口中,战后出生的占70%以上。40-60多岁年龄段的人,还可能从上一辈人的口中得到关于战争的部分感性认识,而20岁左右的青少年,甚至从父母的口中,也难以得到关于战争的感性的认识。所以,对于多数人来说,关于战争的历史认识有空洞化与抽象化的趋势。而这种空洞化与抽象化的认识,容易被引导到错误的道路上,特别是引向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方向。《新历史教科书》就是在对日本的青少年进行这样的引导,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那么,如何抵制《新历史教科书》的错误历史观的影响呢?谈到这一问题,许多人立即想到的是对其历史观进行批判。批判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在批判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另一个重要的情况,那就是在现行的日本教科书体制中,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只是中学8种历史教科书中的一种,而它的采用率在2001年为0.039%,今年有所增加,预计达到1%左右。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学校并没有采用这样的教科书。这说明多数的学校与教师,或者说多数的日本市民对于恢复军国主义的教育还是持保留态度的。他们或许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不甚了解,或许对其中的若干历史结论持怀疑态度,但是他们仍然抱有反对战争,希望和平的心情。如果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同不采用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的多数的日本民众共同思考历史问题,共同抵制《新历史教科书》的恶劣影响呢?把《新历史教科书》的影响抑制到最小,这就是右翼势力的失败,也是我们研究

抗日战争历史和日本侵华历史的重要的目的之一。

  共同的历史观是建立在对重大问题的共同认识基础上的,而共同的历史认识则源于历史事实的共有。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事实的共有是建立共同的历史认识乃至共同历史观的基础。谈到历史事实的共有,在中日两国民众之间确实存在相当大的问题。从一般的文化背景与社会环境的差异的角度来看,对本国民众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对另一国的民众来说,可能就如"天方夜谭"。关于战争受害的历史事实在双方没有实现共有,而分别根据自己掌握的历史事实建立的历史认识就不可能相同,历史观因此也不同。在对战争问题的认识上,侵略国与被侵略的国家的国民都基于战争被害的立场,虽然同样反对战争,希望和平,但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差异仍然相当大。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战后,日本社会还是有很多人敢于正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的历史事实,强烈谴责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我们应当通过与他们的交流与沟通,达到相互的理解和历史事实的共有。所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也强调指出,中日两国应加强民间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扩大共同利益。

  当然,对于那些仍然否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性质和罪行的日本少数政治势力,则需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些人为维护错误的历史观,不断地歪曲事实、制造谎言,阻挠历史事实的共有。由于这些人有一定的社会能量,所以我们促进历史事实共有和建立共同的历史认识的过程是与同错误的历史观的斗争结合在一起进行的。

  无论是同日本社会占大多数的民众之间进行历史认识的讨论,还是对少数人的错误历史观的批判,都是我国史学工作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让我们肩负起这一历史的重担,为建立科学正确的历史认识,为建设和平与发展,文明与进步的世界而努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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