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玲

　　编者按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正义之战结束整60年了。当人们回眸历史、审视现实的时候，发现人类能够赢得战争胜利，却从未赢得真正的和平。近代以来日本安全战略的演进有着总体和一贯的设计，呈现出极强的历史 逻辑性，日本一些政客始终将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系于对亚太和世界的霸权扩张上。毛泽东说过：“看看它的过去， 就知道它的现在；看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知道它的将来。”当代日本国家战略调整的新动向，迫使人们从大历史观、大战略观的角度探究侵略战争的深层动因，从历史的教训与启示中，增强反对侵略扩张、维护世界和平的智慧。

　　从近年来日本对“中国威胁论”的大肆渲染，到对台湾问题、朝核问题的密切关注，以及军事战略的调整动向，人们不难发现历史传统战略思维的痕迹

　　每一场战争都具有一定的政治动因与战略特征。特征在反映战争现实的同时，也会融入战争双方凝结着历史传统的战略思维特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导致日本成为东亚法西斯战争策源地的诸多因素之中，日本安全战略的历史传统尤为引人深思。这是解读中日战争爆发动因乃至当代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走向的重要视角。近代以来日本安全战略的演进有着总体和一贯的设计，呈现出极强的历史逻辑性。其一，日本始终将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系于对亚太和世界的霸权扩张上。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1945年战败，这一战略理念一直是支配着日本一些政客国家战略最深层的战略性思维。日本史学家井上清曾经指出：“像这样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近代世界历史上，除日本外，找不到第二国。”其二，日本的对外扩张总是立足亚太，以朝鲜和中国为主要战略目标。早在16世纪后期，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就曾为日本设计了以武力征服朝鲜、占领中国，进而夺取印度的战略蓝图，并两次发动侵朝战争，虽未得逞，但这一扩张路线却在此后的三个多世纪里，被日本奉为国家战略的圭臬。从1823年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中提出“我国而欲制他邦，必先以并吞支那为始”，到1927年《田中奏折》关于征服满蒙——征服中国——征服世界的扩张战略，日本历届统治者的各种侵略扩张方案，都是沿着朝鲜“利益线”、“满蒙生命线”、“大东亚共荣圈”一脉相承的思维逻辑发展的。其三，日本对朝、中的侵略总是以先行肢解和逐次吞并为手段，并且通常采取直接路线战略。日本国小兵少、资源贫乏，加之近代中国对海上贸易依赖程度又较小，海上封锁难以奏效，日本必须深入内陆，才能达到掠夺资源的目的。另外，日本传统军事思想如《斗战经》也十分强调正攻战法，极力贬低谋略的作用。在日本就有“《孙子》说诡道，《斗战经》说真锐”之论。迄止今日，从近年来日本对“中国威胁论”的大肆渲染，到对台湾问题、朝核问题的密切关注，以及军事战略的调整动向，人们仍不难发现上述战略思维的痕迹。

　　历史上一再重复出现的现象背后，总是隐藏着相对稳定又极其深刻的动因。日本国土狭小，自然资源匮乏，经济发展对外依赖性大。它在地理上东临太平洋，北部是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北极地带，侵略扩张的主要方向只能是向西、向南。从丰臣秀吉到田中义一，历届日本统治者在国家安全战略思维上均呈现出一种模式化特征，就反映了日本与中、朝、韩等周边国家在地缘政治上的利害与争夺。在战略领域不断传来的一些历史回声，大多不过是战略文化的延续。战略文化是制定现实战略的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决定着对国家利益的判断以及战略目标的连续性。在日本，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皇道哲学”、侵略扩张的军事战略、武士道精神“三位一体”的战略文化。它在历史上曾经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甚至在“很多方面变成纳粹心智的滋补品”。毫无疑义，任何战略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战略思维总是从国家利益中获得思想的原动力。

　　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极力否认侵略暴行，这种行径表面上是历史认知之争，本质上是日本一些政要出于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战略需要

　　战略思维的历史延续性不会轻易地自然消失。延续与改变，正像生物界的遗传与变异一样，存在于历史发展之中。二战结束后，日本在外部强制和内部自律的双重作用下，逐步形成以“和平宪法”为制约机制、以日美安保同盟为保障措施、以“专守防卫”为基本方针的安全战略，从而走上50余年的和平建设道路。但是，60年前的日本，是在保留天皇制国体和天皇不受审判的条件下投降的。由于冷战的加剧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对日政策的重点从铲除战争隐患，转向把日本扶持成为遏制苏联的冷战桥头堡。在美国的庇护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日本社会中的“皇国思维”、军国主义的历史意识根本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历史意识往往构成国民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核心价值，在构建文化认同乃至国家认同过程中起着基础性作用。日本一些政要全然不顾中、韩等周边国家的强烈抗议，屡屡公然为侵略战争翻案、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极力否认侵略暴行，这种行径表面上是历史认知之争，本质上却是日本一些政要出于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战略需要，通过历史教育塑造国民意识，实施国家政治控制的一种手段。正如R·H·托尼所言：“军国主义是社会的特征而不是军队的特征。它的实质不是战备的特定质量和数量，而是一种思想状态。”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战后日本“和平宪法”只能是特定形势下日本被迫无奈的暂时妥协，不可能彻底阻止日本重建军队和逐步发展军事力量的步伐。

　　日本以承担“政治大国”的安全责任为借口，一步步突破法理、舆论障碍，加快走向军事大国的步伐

　　冷战时期的日本就选择了一种与强者为伍的务实战略，通过与美国结盟，确立了攀附强援、侧重经济、逐渐发展军备的国家战略总框架，采取迂回手法，发展军力，图谋再次崛起。冷战结束后，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伴随着日本政界的总体保守化、经济连续十年萧条、历史“文盲”新生代的崛起，新民族主义思潮沉渣泛起，不时刺激着日本的战略野心。日本明确提出了争做“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并以承担“政治大国”的安全责任为借口，一步步突破法理、舆论障碍，加快了走向军事大国的步伐。目前，日本在“海外派兵”时间、区域上的突破，以及军事战略任务从“防御型”向“攻防结合型”的转变，使得日本战后国防政策的核心概念——“专守防卫”的底线已被突破。日本还再次把中国作为战略对手，提出要“关注”中国核武器、导弹、海空军建设及海洋活动扩大等动向，并将台湾纳入其“周边事态”范围，防御重点大有由“固守北方”转为“防御西南”之势。凡此种种，日本对外军事干预型安全战略呼之欲出。

　　日本上述安全战略调整动向与昔日侵略逻辑是何等惊人的相似！人们不禁怀疑和忧虑，日本传统战略思维及其侵略逻辑正在以某种新的形式复活。毛泽东说过：“看看它的过去，就知道它的现在；看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知道它的将来。”历史发展的固有逻辑同样是不可违抗的。二战的结局足以告诫后世，企图谋求世界和地区霸权，实行新的军事干涉主义的一切国家和集团，都将同样遭到可耻的失败。

　　一个没有勇气面对历史、清洗自己历史罪恶的国家，对于未来是没有免疫力的，也不具备成长为世界大国的品格

　　人类的选择曾经影响历史，历史的教训将教会人类如何选择。基于历史悲剧，世人希望日本能够走一条和平发展之路；基于历史经验，日本也应该继续走和平发展之路。战后日本重返国际社会，实现经济腾飞，靠的就是一条和平发展路线。只有维持一个没有战争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社会，才能真正保障日本民族生存、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才是日本最大的国家利益所在，也是日本对国际社会最大的贡献。这是日本真正迈向政治大国的惟一正确的道路。面对日本安全战略的新动向，作为曾遭受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蹂躏，国家和民族遭受巨大伤痛的中国人，我们要守住历史的沉重感，然而仅仅流于对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憎恶与道义谴责是远远不够的。在陆上资源日益枯竭、海洋资源价值上升的今天，中日作为亚太地区致力于发展的国家，两国之间既存在着共同利益，也存在着根本利益冲突。日本的持续发展，取决于其能否彻底与军国主义划清界线。一个没有勇气面对历史、清洗自己历史罪恶的国家，对于未来是没有免疫力的，也不具备成长为世界大国的品格。中国的发展，首先在于时刻牢记“落后就会挨打，放松警惕必将付出惨重代价”的历史教训，以更大、更快的进步为国家和民族在新世纪的生存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系西安政治学院军事历史与文化教研室主任、军事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