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7月6日电(记者张舵、万一、李煦)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伟大胜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型主题展览，即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拉开帷幕。

　　这个展览是由中宣部牵头，中组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文化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北京市委联合主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承办，国家博物 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协办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是全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恢宏历史的专题性纪念馆，是全国和北京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由于抗战馆建馆历史较短，馆藏文物数量有限，因此，向海内外征集反映中国抗战史实的文物，成为抗战馆的一项重要工作。

　　837件文物诉说无声的悲壮历史

　　记者从抗战馆了解到，此次展览中共展出837件文物，其中139件都是从全国各有关文物部门借用、调集和复制的。特别是一些重要文物，如东北革命纪念馆的抗日联军使用过的机器、麦新创作的《大刀进行曲》手稿、美国援华飞虎队的飞机残片和用具、周恩来穿过的背心等。

　　要全面反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需要方方面面的文献资料。中央档案馆为此专门组织了工作小组，加班加点查阅档案，为展览提供了抗战时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领导同志的题词手稿，解放区发布的一些文告、电令，还有揭露日军罪行的战犯自供状等大量有说服力的文献史料。

　　作为反映战争题材的展览，少不了各种武器装备，但这正是抗战馆藏品中最缺的。在征集这类展品的过程中，解放军总装备部、济南军区等部门积极协调，调拨了抗战中曾使用的苏制T34坦克车和牵引车各一辆。轻兵器研究所提供了两门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日制94式山炮。 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与协调下，全国许多博物馆、纪念馆对这个展览给予很大的支持：如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的证章、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的服装、山西武乡太行八路军纪念馆的盟国旗帜等。

　　展览的最后一部分，表现的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内容，这里要反映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情况。外交部档案室提供了一些两国交往的文献文本，国际友谊博物馆提供了日本友好人士赠送我国领导人的珍贵礼品。这些文献和实物资料在展览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许多民间人士得到此次展览的消息后，纷纷慷慨捐赠文物。家住哈尔滨郊区的王仁汉先生打来电话说，在日本侵华期间，他的不少亲戚朋友都惨死在日本鬼子手中。他收藏有几本画册，对揭露日军暴行具有见证作用，愿无偿捐献给展览使用。他的话语代表了成千上万饱受战争之苦的普通百姓的心声。

　　“进口废纸堆”里的侵华铁证

　　在《伟大胜利》大型展览开展前夕，记者专程来到抗战馆，探究这些来自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文物背后蕴藏着的特殊力量，拆封一个个慑人心魄的故事。 工作人员向记者出示了四本画册：《北支事变画报》《支那事变画报》《日支事变画报》和《支那事变写真》。其上的文字和图片是日本侵华无可辩驳的罪证，但令人意外的是它们竟然是从“进口废纸堆”里偶然被发现的。

　　抗战馆文物保管员乔玲梅向我们讲述道：2003年11月23日，浙江温州市永嘉七屿纸业公司致电《温州晚报》社称，该公司从日本购进的废纸中，发现一批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出版的日本印刷品，里面有大量日军侵略中国的图片和文字资料。

　　永嘉七屿纸业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纸品加工的企业，经常从日本进口废纸，化浆后制成纸盒。在一次整理化浆的过程中，公司员工黄先生从一堆废纸里发现了很多用牛皮纸包封着的旧报纸，拆散后一些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仔细翻阅后，他认为这可能是与抗日战争有关的资料，于是通过《温州晚报》社，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取得联系。

　　记者看到，这些发黄的纸页上刊登了大量日本随军记者拍的战地照片和文字报道，内容涉及北京、天津、上海、杭州等地的战事。

　　画报上还有十来幅军事地图，有卢沟桥事变的作战图，有数幅北平城区图、上海市街区图、汉口作战地图，还有一些我国长江以北的作战地图等。

　　“这几本反映日军侵华历史的画册出版于1938年，出版单位是朝日新闻社。这批文物既是日本侵华罪行的自供状，也是对日本当前右翼势力否定侵华战争的有力反击。”乔玲梅评价说。

　　战地书信中的“军事机密”

　　2004年3月，抗战馆征集到一本《侵华日军的战地书信集》。它是由一位收藏爱好者在日本工作的儿子，在名古屋购买并寄回国的，其中包括24封书信、8个明信片，合计91页，约4万余字。

　　这本装订起来的日记封面和封底被牛皮纸包装着，封面上写有“支那事变战线后方”字样。封面上的地图把朝鲜半岛竟画成与日本列岛同样的颜色，列入了日本的版图；在中国版图上则压了一只巨大的三八式步枪、日军的钢盔和日本的太阳旗。

　　在这些书信集中，有一封信纸上还印有“南京陷落纪念”字样的印章。

　　从书信集可以看到：这些书信是由吉川丰市、吉川宪夫两个日军士兵，在侵占南京前后相继写给国内同一位名叫三木的日本人的。他们都是日本三重县人，1937年应召入伍。

　　抗战馆文物征集组组长张量介绍说，这两位士兵都是在日本进攻南京的主力之一——步兵第16师团33联队服役。 吉川丰市在信中写道：“1937年12月9日至16日参加了进攻南京的战斗。17日参加了占领南京的‘入城式’。”

　　吉川宪夫于1938年1月在信中写道，他被分配到16师团司令部经理部掌管财务，当时已“征集”到600万日元以上的金钱。他们在“中国式的房屋里，由中国女人陪同吃中国饭”。在进攻南京的作战中，抓获了4000多名“残敌”，并作了“处分”。

　　尽管这两个士兵在信中一再强调部队的规定，不准在信中谈及军事机密，但在字里行间，仍透露出日军的作战路线和沿途所犯的罪行。所谓“征集”“甄别”和“处分”等实际就是掠夺、屠杀的代名词。只是慑于上级规定或为了掩盖其罪行，没有直接说出来而已！

　　张量说，他们在信中所说的行动路线与日本军方战史研究部门发表的进攻路线是一致的，其参战部队就是臭名昭著的中岛部队，这支部队是从紫金山北侧攻进中山门，一直打到下关，而机枪连在南京大屠杀中扮演了刽子手的角色。

　　漫步在抗战馆肃穆的展览长廊中，面对着一件件文物无声的历史诉说，一股敬意油然而生：历史应当铭记，为这些文物默默奉献的人们同样值得尊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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