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金顶

　　受地理、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旅日闽侨一直是日本华侨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近代，旅日闽侨形成了两大群体：一是以闽南人为主的贸易商，聚居在长崎、神户等港口；二是以福清人为主的吴服行商(小商贩，在日本各地贩卖纺织品、杂货等)，活动于各港口城市及周边农村地区。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相当部分闽侨因无钱归乡，或因小有 家业却不允许转移而割舍不下，或与日人通婚习惯了日本生活等原因，继续留在日本过着非正常的“敌对国民”的生活，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和战争伤害。这里，笔者仅依《外事月报》(日本内务省警保局编，不二出版，1994年)记载的战时旅日闽侨生活的若干史料，介绍这场战争对旅日闽侨造成的巨大伤害。

　　首先，生计难以为继，家产难以保全。其时普通劳动者常常处于失业状态，贸易业者也面临闭店休业，不得不变卖家产维持生计，许多华侨的家产还因日本警察充当中介变卖而不断丧失。各类“献金”活动也大量吞食着华侨的血汗钱，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强迫华侨不断增加“国防献金”，仅1941 1943年各地华侨三次“献金”就达96066元，资产被变相搜剥不少(《外事月报》4、5、10卷)。更令人胆寒的是日本军警对华侨资产的直接掠夺，长崎“国民党事件”便是一例。“国民党事件”即日本内务省警察对所谓旅日华侨有国民党关系者加以迫害，该事件从1937年9月持续到1938年5月，先后涉及326人，目的在于破坏国民党在日组织，但受害最深的是长崎普通闽侨，仅1937年12月12日就有200人被视为“间谍”遭到拘审。梅崎警察署署长山口牛六明确提出被捕者全员释放的条件是要向长崎市急于创设的“史迹保存会”捐赠，华侨迫于无奈只好由牛六为“中介”与市政府订立捐赠契约书，捐出福建会馆属下的三个堂馆的土地及建筑物(土神堂、天后堂、观音堂)。

　　其次，基本人权丧失，生命毫无保障。长崎“国民党事件”并非特例，横滨、东京、神户等地陆续出现的对吴服行商的迫害，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战时普通华侨的苦难生活。笔者统计了《外事月报》1 11卷中所录的遭查处的闽侨名册，总数约106人次，其中吴服行商65人次，占61.32%。他们的常态生活已被严重扭曲，生命财产没有安全保障可言。他们之所以屡遭迫害，一是吴服行商因其经营方式必须在一定范围内流动，一不小心就可能误入防谍区而遭查处。据《外事月报》第1、2卷统计，到1939年5月日本各地的“防谍会”已达980个，面对无处不在的“防谍会”，吴服行商很容易被检举和查处。二是吴服行商的行业特点本身就类似一个严密的地下组织。其特性是上有老板下有行贩，并且由于提货缴款的需要有定时的业务联系，很容易被视为“间谍组织”加以查办。一旦案发常常被一网打尽，较易演变成集团案件处理。如1939年5月，日本福冈县门司警察署查处了以薛锡端、谢宝宋夫妇为首的所谓“小偷团伙”，受牵连的共27人。在结案报告中警方特别作了如下批语：本案似与外谍活动无关，但将来这种秘密组织有可能被用来进行间谍活动，在防谍上要加以注意(《外事月报》，第3卷，第30页)。三是因为转换行业或维持生计触犯战时各种苛刻律令而遭查处。战时日本政府颁行了一系列特别法令，如“外汇管理条例”、“棉制品贩卖限制规定”、“国家总动员法”等。1942年以后经济统制更为强硬，许多物资都被定为国家资源物种不得擅用。其中“布票制”的施行对吴服行商打击最大，许多人连生计都难以为继。福冈县52个吴服行商中有15人休业，8人处于半休业状态。部分华侨为了生存开始冒险“走私”棉制品和从事“秘密送金”的活动(和平时期为正常的商业行为)，很多人因此被检举受到严厉惩处。如1943年10月横滨林义雄等22人就因“妨碍军情”及违反“外汇管理条例”而遭到查办。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对吴服行商单个人的查处也日形严厉,其罪名也由“赌博”、“普通犯罪”、“走私”上升为“通敌”罪。“间谍罪”(通敌)对闽侨的伤害最甚，据福清籍华侨林先生回忆，迟至1944年8月，神户还有12个吴服行商被无端以“通敌”罪逮捕，在押期间遭到了非人的拷打质问。其中，陈守海、陈守湖、翁春波三人入狱仅10天便被折磨而死，另有3人出狱后不久也相继死去。这表明，曾为日本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华侨，在战时其生命根本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最后，华侨社团强遭整改，精神屡遭摧残。战时日本政府依据“亲日拥汪”标准对华侨社团的整治，破坏了华侨社会的文化传统，给闽侨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众所周知，华侨社团是随着华侨社会的形成而自然出现的，是华侨群体内部联谊互助的组织，更是其精神归依之所，具有不可替代的功用。因此，日本政府非常重视对华侨社团的改造，于1939年执行“一地一会”的政策，加快了控制华侨社团的过程。日方控制华侨社团至少有以下目的：一是割裂华侨与其母国的联系，达到所谓“防谍”的目的。二是迫使华侨进行“洗脑”，逼其“亲日拥汪”。三是借助“附日”社团开展“献金”、“东亚共荣”等运动，达到政治宣传和搜刮侨民财产的目的。原本为华侨亲睦联谊、工商互助的会所蜕变为日方的御用工具，对华侨群体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从而使华侨面临精神无所依托的境地。日本警方还对各地侨团严加监督，甚至介入侨团内务管理，使得旅日华侨很难开展常态的社团活动。比如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后，日本各地举行盛大的游行，华侨为了自保，为了避免查处，侨团也被逼无奈组织华侨参加“游行”、“献金”等活动。极端的困境、超常的压力，严重地扭曲了华侨的心灵。我们只能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设身处地，才能深刻体验华侨内心的酸楚与无奈，感受他们战时承受的精神创伤。

　　综上所述，二战期间旅日闽侨的生命、财产难以保全，其身心遭受着双重伤害。作为普通的劳动者，“敌对国民”的身份使其顿然成为特殊的群体，陷入极端困境。他们那种传统的“一家两国”的生存模式因为战争被扭曲打断，一方面自己在居住国陷入贫困，在敌对国的社会环境中只能寻求自保；另一方面又有家难回，无力照顾正在遭受侵略的母国的家人。乡音隔绝，亲情难续，其生存压力、精神压力之巨，非身临其境者难以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