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前，我代表国家和人民起诉日本战犯，这是我一辈子的无尚光荣。"49年前的6月9日，中国人民独立审判日本战犯的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庄严开庭。今年79岁的原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郭春来老人，曾作为一名检察员在特别军事法庭上起诉日本战犯。时光流逝了近半个世纪，郭春来老人认为，这场审判的正义性和深远意义历久弥新。

　　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1950年7月，根据《波茨坦公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有关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的规定，根据中苏有关协定，中国开始正式接受由苏联政府移交给我国的侵华日军中被苏军俘获的近千名日本战犯。这些战犯接受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4年1月，中央决定审判这批日本战犯。中央从检察、公安、中联部等系统抽调了350多人，展开对日本战犯的侦讯工作。时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检察分署工作的郭春来，也被抽调进来。这支侦讯队伍很快来到北京进行集训。

　　"上级领导在动员会上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工作；光荣，因为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独立审判外国侵略者，意义重大，世界瞩目；艰巨，因为这帮战犯武士道精神仍然很强，不肯认罪，并且手头掌握的就只有苏联关押战犯时留下的记载姓名和年龄的履历表，没有其他东西，要把战犯的罪行事实搞清楚，难度非常大。"郭春来回忆道。

　　在北京集训的日子，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将战犯的思想动态向侦讯人员作了一场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和我国国际法学家、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先生，向他们讲解了战犯处理原则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有关情况。

　　集训结束后，中央决定成立侦讯日本战犯东北工作团，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主任李甫山任团长。1954年3月，东北工作团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侦讯工作。

　　搜集的罪证罄竹难书

　　郭春来说，侦讯工作有两大难关：一是手头掌握的证据少，二是日本战犯顽固不化。

　　工作团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后，先是召开了战犯大会，告诉战犯必须如实交待罪行，否则将受到中国人民的严惩。随后，工作团又按照铃木启久，武部六藏、城野宏和富永顺太郎四个案件分成若4个大组。其中，铃木启久是军队系统，武部六藏是伪满系统，城野宏是山西军政系统，富永顺太郎是特务间谍，都在侵华过程中犯下了滔天罪行。大组下面又分为若干个分小组，每个小组由审讯员、书记员和翻译等几名工作人员组成，负责7-8名战犯的侦讯工作。郭春来就作为审讯员负责着中井久二、岛村三郎等8名伪满系统战犯的侦讯。

　　郭春来记得第一次跟日本战犯交锋时，果然不出战犯管教人员的介绍，这些战犯不仅不交待罪行，而且还百般狡赖，说什么"我们来中国不是侵略，是为中国建设而来的，鞍钢不是我们建设的吗？抚顺、沈阳那么多大工厂不是我们的建设的吗？"

　　"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反驳他们、让他们低头认罪，真是难于上青天。"于是，工作团开始进行艰苦的调查取证。一方面是内调，到东北四处调取档案和文件，一方面外调，奔赴各地寻找人证物证。

　　"调查取证工作极其艰苦繁重，又丝毫马虎不得。"郭春来说，从东北各地调取的罪证材料非常多，种类庞杂，有伪满报纸、各种档案、行政文书、会议记录和决策记录等等。最后屋子里都装不下，只好在外面搭起帆布帐篷放材料。从浩如烟海的材料中还真是找到了很多确凿的证据，当时会议的参加者、谁下的命令，逮捕的是什么人，谁执行的，都有文字记录。

　　还原历史真相的工作，从1954年4月一直持续到年底。在如山的铁证面前，加上管教人员和侦讯人员的思想攻势，战犯们的思想堡垒开始崩溃，开始认识到自己所谓的"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日本侵略需要，他们的所作所为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瘟疫般的灾难。随着伪满洲国的二号人物--古海忠之等要犯交待了罪行，战犯们也开始打开记忆的闸门，供述他们的滔天罪行。

　　罪证找到了，战犯交待了，侦讯工作并没有结束。郭春来说，侦讯审判日本战犯工作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抓的，彭真和廖承志同志负责。中央要求特别严，要求'严丝合缝，万无一失'。犯罪事实的核准，这最后一道关，抓得更为严格。

　　郭春来回忆，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待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目的是使日本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无可辩驳。

　　由这些材料共同构成的战犯罪行卷宗，每一个至少有一尺厚。卷宗形成后，经上级批准工作团破例将卷宗交给战犯本人看，有问题和疑问可以提出来，无异议就要一页一页签字表示承认。"中央要求就是这样千锤百炼。这些日本战犯以前对待中国人随意杀戮，对待'犯人'严刑拷打，现在我们侦讯他们，完全靠事实和证据，别说毒打，一个巴掌也没有拍。这样缜密的工作为审判成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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