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动员是国家或政治集团为了满足战争需求，统一调动人力、物力、财力为战争服务所采取的措施。与之相对，反动员是为破坏或慑止敌方的国防动员而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和手段。反动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次付诸实践，但由于武器装备的破坏力还不足以对敌国的动员潜力产生决定性打击，故动员与反动员之间的矛盾对抗未上升为动员过程中的主要矛盾。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战争形态的演变，在近期几场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中，动员与反动员之间的矛盾对抗日渐激烈。这种对抗不仅进一步模糊了国防动员与一体化联合作战之 间的界限，也促使国防动员向着一体化联合作战所需要的方向发展。

　　高技术武器装备破坏力上升，国防动员能力成为新的重要战略打击目标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武器装备的打击精度、速度、密度和力度与机械化武器装备相比成倍数增长，形成了巨大的打击威力和破坏作用。海湾战争中，一架F-117隐形飞机出动一次投弹一枚的效果，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B-17轰炸机出动4500架次投弹9000枚的效果。科索沃战争中，通过GPS卫星制导，B-2轰炸机在能见度极低的气象条件下，仅用2枚炸弹就炸毁了多瑙河上的瓦拉丁大桥。武器装备破坏力的提高，使敌对国的国防动员能力成为新的重要战略打击目标。如科索沃战争，从动员的角度看便是一场典型的反动员战争。在78天时间内，南联盟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一切可动员起来服务于战争的东西”都成为了北约反动员进攻的目标和对象，这使得南联盟的国防动员潜力甚至整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能力都受到了影响，最终北约在未进行地面战争的情况下便轻松达到了迫使南联盟屈服的目的。

　　动员与反动员之间的矛盾对抗模糊了一体化联合作战与国防动员的界限

　　一体化联合作战条件下，动员与反动员的矛盾对抗常借助于军事行动表现出来，具有浓厚的军事对抗色彩。敌我双方的对抗在作战领域及动员领域的界限趋于模糊，作战行动带有了反动员色彩，渗入了反动员的因素，反过来也可以说，反动员主要借助具体的作战行动来进行，带有了作战行动的色彩，渗入了作战的因素。海湾战争中，美军初期空袭行动后，空战战果报告显示，伊拉克电力目标群没有被完全击毁或损毁到特定的程度，空袭似乎未达到作战目的。然而，从反动员角度来看，空袭已达到了“阻止敌方进行动员”的目的——一些伊拉克发电厂的管理人员为避免成为打击目标而关闭了发电厂，使伊拉克的电力系统基本停止了运作。

　　动员与反动员之间的矛盾对抗推动国防动员不断向前发展

　　虽然反动员越来越接近于作战行动，但它的本源还是在于动员领域，属国防动员的一个特殊分支，反动员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削弱和摧毁敌方现实和潜在的动员能力，是围绕动员展开的。这一矛盾对抗体现了国防动员的发展要满足作战需求这一根本，同时这一矛盾对抗也推动了国防动员向前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由于大量的性能先进的轰炸机等空袭武器装备部队，使反动员实践有了可能，于是二战中便出现了为破坏敌方国防动员潜力而实施的大规模空袭作战。战前，德、英两国便都针对对方的工业目标制订了如何使用航空兵的作战计划；战争爆发后，德军对英国实施的长达10个多月的轰炸中,工业企业相对集中的南安普顿、伯明翰、普利茅斯等主要工业城市始终是主要目标；英国对德实施空中打击也直指德国的9个石油工业目标。整个二战期间，反动员能力与动员能力是接近于正比协调发展的，即空袭武器的破坏力越大，反动员能力越强，就刺激着防护武器性能的提高和对工业动员潜力的更深层次挖掘，从而使国防动员能力呈波浪式的前进、螺旋式的上升。如德国主管军工生产的施佩尔在纽伦堡受审时所说，“尽管有空袭,仍能使生产不断增长，而且增长的幅度很大。用一个数字来说明：1944年我可以完全新装备130个步兵师和40个装甲师，这是200万人的新装备，要是没有空袭的话,它还可以提高30%。”

　　一体化联合作战条件下，动员与反动员之间的矛盾对抗更为激烈。它在模糊作战与动员之间界限的同时，赋予了国防动员新的时代内涵，即国防动员与战争的一体化融合，这是比以往的动员满足战争所能达到的程度更深的层次。动员与反动员之间的矛盾发展正在而且将继续推动国防动员向前发展。深入研究这一矛盾，把握好其发展方向，才能在未来一体化联合作战中争取主动权。（来源：中国国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