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20日，是所谓“刺杀希特勒60周年纪念日”。希特勒之死，至今是一桩悬案，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死于60年前的刺杀之中。而一个并未实现刺杀目的的日子，却被定为“刺杀纪念日”，只是因为在无数次刺杀行动中，这一次最接近于成功。

　　据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当年对希特勒的刺杀行动，才在德国国内获得比较一致的正面评价。而在此之前，它更多地被看成一种灭顶之前的“弃船”选择，甚至被指为“叛国 ”行为。

　　确实，在德国这样一个几乎由单一而且骄傲的民族组成的国家里，国家立场、民族情感，始终与道义抉择之间有着纠缠难清的关系。如果当年刺杀希特勒的行动成功，当然会使无数德国人摆脱苦难和恐惧，但是也一定有无数德国人视刺杀者为民族叛徒而非正义的战士。

　　但是毕竟有一伙人义无反顾地在做着冒险而又绝望的尝试。如果把他们一次次图谋而又未遂的刺杀行动罗列出来，几乎是一部漫长而又离奇的电视连续剧。希特勒一次次传奇般的脱险，几乎让人相信这个魔头的出现和得势，是德意志民族乃至全人类不幸的宿命。而“刺杀集团”内部从“帝国元帅”、失势贵族，到基层军官、热血青年的庞杂构成，却使其无法形成一股可以坚实地与希特勒的邪恶形成道义对峙的正义力量。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施道芬贝格“身残志坚”、勇蹈险境的壮烈，和事败之后慷慨赴死的凛然，才成为整个反抗纳粹统治活动中最醒目也最具道义感的壮烈之举。这或许也是将7月20日定为“刺杀纪念日”的另一重要原因。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有施道芬贝格及同道的壮烈之举，和更多始终活动于“地下”的反抗运动，德意志民族才没有整体地被希特勒的邪恶所裹胁，而跌入无可解脱的宿命。二战之后，德意志民族能够从废墟上迅速建设起一个发达、民主、文明的社会，而且被国际社会所承认和接纳，与德国人民和政府对二战罪行的深刻反思，显然有着直接关系。而这种反思的核心，是对一段民族历史的自我否定，和在这种否定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对人类正义、文明的信仰和信心。显然，自我的否定和信仰的重建，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智慧。而这种反思的勇气和智慧，至少从施道芬贝格舍身刺杀希特勒的时刻起，就已经开始萌芽。

　　战后，德国的多任总理，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向犹太人、欧洲人和世界人民的谢罪、忏悔之情。而近年来的两德统一、欧盟建立，到德国总理终于获邀参加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活动，德国终于以一个让欧洲、让世界放心的大国，重回欧洲中心，并以“正常国家”的身份，参与世界事务。一个民族的重生，到此方告完成，而其间这个民族所经历的心理和情感的巨大矛盾和剧烈挣扎，恐怕非外人所能体会。

　　而当一个背负历史罪责的民族，却没有勇气完成对那段历史的自我否定时，它便无缘摆脱心魔而完成自我救赎，无法建立对人类正义、文明的信仰和信心，也就无法洗脱它脸上曾经有过的暴虐、乖戾之气，而让曾经被它伤害的人们与它坦然相处。我们的东邻，就这样依然挣扎在历史的泥淖中不得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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