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选炙手可热，民调数字满天乱飞，民调结果五花八门，民众宛若雾里看花，选情也因此更加扑朔迷离。

　　如何看待台湾众多选举民调结果的差异和可信度?民调是政情、选情的温度计，美国 如此，台湾亦如此。除了一些政党自己发布的民调之外，台湾主流媒体以及专业学术机构所做的调查基本上是可信的。各家调查机构之间结果出现差距的原因主要是：第一，就像每个温度计都有误差一样，抽样的误差也不可避免。普通民调至少要抽取一千多个样本，一般来说会存在正负3%的误差范围；第二，民调的时间不一样，其间发生的某些重大政经事件都会影响到民调结果。

　　民调反映出选情温度的细微、变化，关键在怎样解读。从横向断面比较各家媒体的民调结果时，会感觉到其间的差异和不同，但如果从纵向脉络来看，它们所标示的总体选情趋势往往会大致相近和类似。

　　例如，去年11月底和12月初之前，不同的民调结果普遍显示，扁吕的民意支持度越来越接近于连宋，甚至有超越连宋的势头。12月初温家宝与布什在美国举行会晤后，媒体不约而同地发现，扁吕的支持度开始下降，其一度超前连宋的态势急转直下，表明中美联手使陈水扁的选情受到压制，“公投牌”反而成为泛绿阵营不得不尽早草草丢弃的包袱。近一阶段，几乎不同的民调都显示连宋领先扁吕，连民进党自己也承认，扁吕支持度落后连宋3个百分点。在比较各家结果英雄所见略同时，如果有一家民调数字独树一帜，其可信度便令人怀疑了。

　　民调结果对台湾选民，特别是中间选民的投票取向影响到底有多大？民调结果对利益集团影响比较大，但对一般选民以及中间选民的投票意愿影响未必显著。到选举后期，具有指标意义的派系领袖和企业界精英的动向举足轻重，他们的信心强弱间接影响着基层民众的投票意向，而民调又对这些派系领袖和企业界精英的抉择产生影响。

　　台湾企业界领袖往往会在选前进行押宝，买对了就会收到丰厚的政治回报，而一旦押错宝，则将面临高昂的政治风险。如果选情持续混沌胶着，无法清晰看出哪一方更居上风，到投票前最后几天，他们都会小心谨慎，保持中立；如若投票前双方对决已见端倪，工商巨头大老就会较早跳出来宣布挺谁。此时，民调结果这一风向标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最近，就有不少像长荣集团张荣发等以前偏绿的重量级人士纷纷公开表态挺蓝，对陈水扁来说不啻为一大誓讯。；上次大选正是张荣发和李远哲在最后时刻公开支持陈水扁，为陈水扁当选发挥了临门一脚的关键作用。

　　另一方面是地方派系，台湾不同的县市地区都有不同的派系势力，比如，云林县长张荣味等。经过多年的经营，他们的利益关系和人脉在当地盘根错节，根深叶茂。他们支持哪一组候选人对当地的选票流向影响不言而喻。这也就是台湾大选候选人何以在选前要“全省走透透”，目的就是要固票固桩，以免派系支持松动，发生票源流失，甚至倒戈，投向对方阵营怀抱。

　　台湾存在政治团体、政党介入民调机构的现象，由于政党本身的立场倾向，使得出炉的民调结果已不是反映民意，而是制造民意，甚至试图影响其它民调机构，失去了民调本身的意义。

　　这种民调政治化现象在香港相对较少，主要是由于香港大学机构，特别是大学老师政治化程度比较低。而台湾有的学术机构本来就有政党倾向，有的偏向泛蓝，有的偏向泛绿，他们的调查有时是服从于政治倾向，所以，调查结果很难保证客观中立。或者，一些民调机构资金来源不清，其民调数字的公信力自然令人怀疑。

　　相对来说，台湾《联合报》、《中国时报》、TVBS以及政治大学等所做的民调结果基本上比较客观可信。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台湾老百姓对哪些民调比较可信、哪些民调不太可信，心里都是有数的。

　　至于如何评估那些在调查中未表态的台湾民众对大选选情的影响，准确地说，这些人应称作游离票(undecided votes)，而不是中间选民。中间选民指的是意识形态不太强的选民，而游离票只是尚未决定选择哪一边而已，有的游离民众的意识形态却很强。估计目前台湾大选的游离票在12%到15%。

　　他说，这些游离票在大选中的作用不可小视，如果他们被动员出来投票，对大选胜负结果将至为关键。随着蓝绿双方厮杀愈激烈，选情愈紧绷，这些人扮演的角色就愈重要。假设连战与陈水扁的差距为3%，而游离票在15%，一旦游离票中3%被动员投向某一方，选举结果就可能被颠倒过来，使选情发生戏剧性变化。因此，可以说，未来陈水扁的政治命运将取决于这些游离票的走向和取舍。(王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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