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5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中气十足地对外宣布：美国军事战略将作某些重大的调整，包括正式放弃所谓“同时打两场战争”的构想。事后一些媒体分析认为，迄今美国一直假想在欧洲和亚洲同时发生事端，但今后美军只假想在东亚地区发生事端……。其实不用媒体的这些分析，很多中国人早从一个月前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中就感到了拉氏这种十足的中气来自哪里，因为当时无论布什、切尼、鲍威尔还是拉姆斯菲尔德对此事的第一反应，给中国人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

　　2002年5月，拉姆斯菲尔德在《外交事务》发表署名文章中感慨万分地称：美国的军事能力是至关重要的，随着我们悲痛地从“9-11”事件中吸取教训，新世纪的各种挑战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可以进行预测。

　　事实上，从拉氏在“9-11”前的中气十足到“9-11”后的感慨万分的变化中，我们就可以体味到：这位操纵着世界超强战争机器的人对美国军事战略在一年中攻防转换骤变的无奈、困惑和隐痛。

　　“9-11”前，美国的战争机器通过科索沃的检验，再次证明了以精确打击为核心的空袭系统可以为将来的美国提供政治、外交、经济的各种服务，当执掌着这个系统的人宣称要对哪个民族国家进行军事干涉和打击时，这个准备挨打的民族国家的意志就已经在经受着被摧毁和肢解的考验，因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清楚：他们多年来积攒下的“坛坛罐罐”哪些将要被打碎哪些将要被保留，早已被精确地计算过、并已输入到了美国战争机器的计算机内。只要美国的战争机器一启动，你所付出的代价肯定要比妥协或者投降要高得多，那么你还有什么必要让美国的战争机器重复一次对你的国家意志的摧毁和肢解呢？你有什么必要付出比妥协和投降更大的代价呢？同理，美国也就没有理由再维持“同时打两场战争”的军事战略和支撑这个战略的庞大常规军，因为他们越来越精巧和越来越高技术化的战争机器不仅已经可以作到“指哪儿打哪”，甚至往往还可以收到不战或者小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这正是拉氏一年前中气十足的原因。

　　“9-11”后，美国在二战后耗费了近6万亿美元打造的战争机器瞬间变成了摆设，不仅无法保护经历了两个世纪和平的本土安全，而且在一年后也无法找到或杀死那个被他们认为是攻击美国本土的总策划——本·拉登。事实上，拉姆斯菲尔德们非常清楚：本·拉登们已经趁美国打造更加精巧、更加高技术化的战争机器时，在试验室内用极低的成本完成了“恐怖病毒”的合成，“9-11”无非是针对美国“免疫系统”的一次活体试验，不仅这次试验的资金和器皿都来自美国，而且通过活体试验打出了一个广告：阿拉伯民族复兴的捷径是使用美国的资源摧毁美国。正象美国超强的战争机器打造时需要无数次的试验积累、调整一样，美国要打造对付“恐怖病毒”的免疫系统也需要资金和时间，但是美国在打造战争机器时偏偏没有预留出这份资金和时间。因此情急之中，拉姆斯菲尔德们只好再次启动曾经得心应手的战争机器，去打击一个很可能已经被本·拉登们弃用了的合成“恐怖病毒”的试验室——民族国家阿富汗，接着，又要打击一个个被猜测中的、可能成为本·拉登们“试验室”和“赞助商”的民族国家——“邪恶轴心”、“无赖国家”以及准“邪恶、无赖国家”。当你面对无孔不入的病毒时，你手中只有大炮，你以往密集炮火犀利的进攻就可能变成无奈的防御，这种美国军事战略在“9-11”前后攻防转换的骤变，正是拉姆斯菲尔德从一年前中气十足变成一年后感慨万分的真正原因。

　　“9-11”后美国军事战略的攻防转换，本质上是用大炮打不着“恐怖病毒”就用大炮打击虚拟、想象中的“病毒试验室”和“赞助商”——民族国家的战略攻防转换，这种战略转换的投入与产出相抵之后，对绝大多数民族国家的利益来说无疑是个负数，这也是目前绝大多数民族国家不赞成美国打击伊拉克的真正原因。事实上从长远来看，这种攻防转换既使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而言，也未必是一个正数，但是可以肯定，这种无奈的攻防转换对布什、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他们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来说在短期内是一个正数。因为目前美国以精确打击空袭系统为核心的战争机器，已经不再依赖克罗拉多空军军官团培养出来的空中骑士的骁勇，而更多的是依赖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通用和诺斯罗普·格鲁曼这些军火公司的武器设计者和CEO们在键盘上的手指，这些手指的敲击不仅可以保证美国的战争机器“指哪儿打哪儿”，而且可以保证巨额的研制费用进入军火商的口袋后通过转移支付变成共和党的竞选经费(军火公司对共和党的政治捐款已经连续几年占军火公司政治捐款总额的60%以上)，同时，军火公司生产线的运转还可以通过“就业乘数”在年底中期选举和2004年大选中收买人心(如美国2003财年国防费比2002年增加450亿元，预期将带动美国就业人数增加值为49.5～94.5万人)。

　　从“犀利的进攻”到“无奈的防御”，美国军事战略在“9-11”后这种潜在的攻防转换的本质，虽然表面上已经被以往、特别是冷战后美国战争机器创造的太多的“辉煌”所掩盖，但其实发现这一本质也不难，只要你想想本·拉登们为什么会选择美国的“金融圣殿”——纽约世贸大厦作为“恐怖病毒”第一个在美国本土的活体试验标本，就可以发现，美国军事战略用大炮打不着“恐怖病毒”就用大炮打击虚拟、想象中的“病毒试验室”和“赞助商”的无奈转换，其原因还是金融利益。因为继续制造大炮和针对民族国家使用大炮威慑或打击，对布什、切尼和拉姆斯菲德家族的金融利益以及他们代表的美国金融利益集团的利益，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因此，笔者只能延用近一年前所写的题为《布什要用战斧导弹打一场“金融保卫战”》文章的结语，稍加改动后作为这篇文章的结语：

　　1979年，古老的波斯湾和两河流域及中亚古老的汗国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伊拉克总统贝克尔将复兴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了萨达姆·侯赛因；二是阿亚图拉·霍梅尼乘伊斯兰革命之机，兵不血刃地重返伊朗成为最高领袖；三是苏联军队借美国陷入越战泥潭后尚未康复之机，闪电般地入侵了古老的中亚汗国--阿富汗。前两者的雄心宏图恰恰深埋在血战纷争三千余年、西方石油命脉所系的中东流沙之中，而后者引出的多年战乱和培育的“新式恐怖病毒”根基又恰恰建立在俯瞰未来西方石油希望的中亚高山峻岭之上。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美国深度介入的恩恩怨怨和打打杀杀之后，这一切终于在2001年9月11日动撼了美国金融乃至世界金融的大厦。面对这样的动撼，布什能用古典的战争机器打赢一场具有后现代意义的“金融保卫战”吗？(作者：官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