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月7日电

　　新华社记者芮英杰

　　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空前的巨大灾难，也引发了全球的革命浪潮。一战后期十月革命的成功，使被压迫者备受鼓舞。二战之后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又掀起民族解放运动，一百多个殖民地、半殖民地、保护国先后取得政治独立，使延续几百年的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这是20世纪的一个伟大的事件。

　　1955年万隆会议后不久即有了“第三世界”概念，当时所说的“第三世界”，是指由新独立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独立于美、苏两超的发展中世界。南方与北方由此壁垒分明。

　　“第三世界”国家有大致相同的历史遭遇，于是一同成为反殖、反帝、反霸的主力军，同北方大国形成政治对峙。另一方面，由于它们都很贫穷，必须发展经济，摆脱落后，因此也极愿与北方的发达国家加强合作。这就注定了南北关系存在着抗争与合作的两面性。

　　1961年，在铁托、纳赛尔等人倡导下，不结盟运动诞生，其主旨是维护独立，团结反殖、反帝、反霸，争取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而1964年组成的“77国集团”的主旨则是反对剥削和掠夺，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反映了发展中国家要联合自强、融入世界发展的强烈愿望。此后，亚、非、拉三大洲数十个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应运而生，都是意在加强南南合作，联手促进南北关系的发展。

　　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为摆脱贫困、实现经济独立奋争不已，迄今有成功也有失败。虽然一些国家崛起了，但总体上看，南北贫富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最近10年来，世界各国中前15名和后15名的人均收入比率从60：1扩大到74：1；而在1960年，这个比数是30：1。造成这种局面，除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基础薄弱、政策失误、政局动荡等自身因素之外，恐怕发达国家也难辞其咎。虽然不能说它们对南方没有支持、没有合作，但夹杂其中的政治要挟以及那种“为富不仁”的世界经济秩序，使南方国家难施手脚。

　　联合国曾作出决议，富国要把其总产值的0.75%拿来援助穷国。这即使不意味着要偿还历史欠债，也是基于国际公认的应尽义务。但这些年除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少数北欧国家之外，其他富国提供的官方援助平均只占总产值的大约0.25%。头号经济大国美国1994年对外援助125亿美元，仅占其当年总产值6.7万亿美元的0.2%。1999年美国的外援额虽然增至140亿美元，却只占它当年9万亿美元总产值的0.15%，而且这笔钱每年有30亿美元专给盟国以色列，21亿美元给同以色列签定和约的埃及。法国算是比较慷慨的，有些年度拿出的对外援助接近其总产值的0.7%，但绝大部分给了西非法语国家。大国的政治企图使本已有限的援助又大打折扣。

　　在亚、非、拉三大洲中，非洲最滞后。全世界最贫困的48个国家有33个在非洲，所以早已有了“非洲需要世界”的呼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6年提出了另一面，即“世界也需要非洲”，指出在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的今天，没有非洲的发展，世界的发展将是不完整的。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最近又发出警告：“财富的严重不平衡是一种威胁”，“一个不公正的世界乃是一个危险的世界”。因此，“世界需要非洲”，亦即世界需要贫困地区的发展的立论可以说是面向21世纪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这个立论当使富国明确：帮助贫困国家也是帮助自己，帮助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富国也察觉到世界各国经济都是相互关联的，贫穷国家的落后和动乱对谁都不利，因此开始调整它们的南方政策。1999年富国对南方援助515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8.9%。同年6月，7个西方工业化国家达成共识，减免发展中国家高达2.5万亿美元债务中的一部分。令人遗憾的是，减免债务仍要同“人权状况”及民主化程度挂钩。于是，非洲有5个最贫困国家“无权享受”免债待遇。价值观对南北关系的干扰可见一斑。

　　各个发达大国出于自身利益需要，在全球范围内争相开拓市场。1998年3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非洲，构筑21世纪“美非新型伙伴关系”。1999年7月美众院通过“非洲经济增长和贸易机会”法案，允许撒哈拉以南的40多个国家免税向美市场出口纺织品和服装。同时，美在非洲投资也有增加。欧盟不甘落后，加强在非洲的贸易活动，同时同亚洲、拉丁美洲建立了对话与合作机制。法国总统希拉克自1995年起6次出访非洲，法语国家之外又及英语国家。非洲大陆的一半曾属英国殖民版图，至今仍有13个非洲国家是英联邦成员。英国出台了对非洲的“贸易、投资和发展”计划，增进同英联邦成员国的经贸关系。日本1998年曾在东京主办第二次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决定为非洲提供7.76亿美元援助。

　　南北关系中，除了经济合作之外，造就比较公平的贸易格局更为重要。以乌拉圭回合后于1995年达成的贸易协议为例，计划到2002年世界总收入每年至少增加2130亿美元，而非洲由于初级产品价格下降，工业品价格上涨，其收入反要减少30亿美元。所以在世纪之交，许多南方国家对经济全球化忧心忡忡。它们深感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可以借助贸易开发、金融自由流动和跨国公司的介入谋求发展；另一面，由于基础差、机制不适应以及科技、信息技术水平低下，尤其是由于现有经济秩序对南方国家不利，弄不好可能未受其利先蒙其害。

　　国家间平衡发展是不可能的，不平衡是绝对的。现在的问题是，不仅南北差距在拉大，南南差距也已突显，这在东亚东南亚地区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之间对比最为突出。有如马拉松长跑，南方国家在发展的搏击中出现了3种现象：部分国家基本跟上全球化、信息化步伐，抓住了机遇，发展迅速；其后一队处于中间，有发展但不那么快；另外一部分则处于边缘甚至看来无缘。这说明，穷国要赶上世界发展的班车，不能缺少外部的支持和援助，但决定性因素是自己，是南方自己，是民族国家自己。非统组织1999年提出一个带有震撼性的口号：“首先整治自己，不再怨天尤人”。这不妨看成是发展中国家的又一次觉醒。(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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