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红

　　1986年7月10日，日本全国性大报《朝日新闻》推出了一个专题系列，主题是“我记忆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主题反响异乎寻常。关于写信人的战争经历或对战争看法的来信纷纷而至。《朝日新闻》的编辑从4000封来信中选出1100封发表。这里选取的只是所发表的信中的一小部分。

　　无比残暴的日军新兵训练

　　昭和17年(1942年)3月，一根杆子立在山东省单县县城外边的一处墙角的地上。杆子旁边的凹地上，5名被捕的中国士兵双手被绑在背后，挤作一团。他们已经非常衰弱，浑身上下肮脏不堪。他们的脸在抽搐，身体颤抖不止。

　　这些俘虏是用来为大约20名刚刚征募来的新兵作刺杀练习的靶子用的。在我刚到甲府连队受训的时候，用稻草扎的假人当靶子。但到了这里前线，他们就用活人了。平生第一次用刺刀扎向活人，每个新兵都胆战心惊——他们的脸吓得煞白，站定了准备刺杀的时候，枪尖一直在打颤。俘虏被蒙上眼睛，绑到了杆子上。在他们的破烂衣服上有一个用红粉笔画的圆圈，标出心脏的部位。刺杀训练开始后，站在他们身后的训导员喊道：“准备——画红圈的部位是心脏，不许朝那里刺，听懂了吗？”

　　我本以为训导员告诉他们那红圈是让新兵容易刺到要害部位，可我想错了。不许往那里刺，是想让那当靶子的俘虏尽量活得长一点。

　　过了几分钟，“杀、杀”的嘶喊还在县城外边回荡，那几个被刺得满身窟窿的俘虏已经瘫倒在一片血洼之中。

　　战争把训导员和新兵变成残暴的嗜血狂。这一变态心理对今天从未经历过战争的青年人说来，是难于理解的。

　　河野正人　67岁　饭店老板　横须贺市

　　杀人不眨眼的日军指挥官

　　队长边走边看地图，不知目的地在哪里，我们则一声不响地行军。这种时候，队长通常会从当地老百姓家里拽出个当家的男人来问路，问完了，一言不发地掏出手枪，一枪打死，不会放走活的。队长说，那样会暴露我方行动。至于被杀的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并不在乎。一颗小小的子弹，“叭”的一声，人就倒下去，血色渐渐从脸上退去，皮肤默默地颤抖，然后，一切都结束了。

　　军官都有显摆军刀的癖好，不管是家传的宝刀也好，凑合着能使的工场生产的刀也好。队长说要“试刀”，抓来当地的男子，让他自己挖出埋自己的坑，然后让他坐在坑前面。队长提一口气，咔嚓就是一刀。一直坐在那儿的男子身体向前一窜，就倒在坑里。

　　要试验手榴弹的威力，也是抓来当地男子，把手榴弹绑在他们的肚子上，乘他们感到害怕一动弹的工夫，引爆手榴弹。7秒钟后爆炸结束。死者的两脚已经炸得不知去向，只有身体部分落在地上。

　　上级指挥官对于没有抵抗的人不经判决私刑处决，我认为不能饶恕的。因为这才是战祸蔓延的最大原因。

　　本间源藏　77岁　农民　新澙县

　　伤天害理的日军军医

　　昭和18年(1943年)秋天，我在山西临汾陆军医院做药剂师。时任第1陆军医务部部长的石井四郎少将来我们这里视察。此人曾任关东军731部队司令。

　　视察之后，院长和院干部做东，为石井少将举行晚宴，席间放映一部关于731部队的纪录片。这部片子报道一系列用活人进行的试验，用于细菌战和严寒地带的冻伤治疗，画面惨不忍睹。石井少将骄傲地为我们作讲解。

　　当我回想起侵入中国以来我们对战俘和平民作出的残忍行为，只觉得日本兵已经变成一群嗜血狂。日本人即使在后方医院里，也常把有间谍嫌疑的中国病人当外科手术的试验品，给那些初来乍到年轻医生练手！日本人自负是世界第一的民族，但做的是伤天害理的事情。

　　遗憾的是，在整个战争服役期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有关国际红十字会协定的事。

　　君冢清　67岁　社团顾问　习志野市

　　目睹罪孽深重的一幕

　　1945年5月间，我正在“满洲国”热河省担任基督教传教士，被征派到山海关守备队。这里的设施原来是供应一个连队长期驻扎的，现在只驻一个守备中队一百几十个人，粮食、装备样样富裕。

　　一天，两个农家孩子被捉住，送到我们哨所。这本来不算什么事，但中队长想寻个事由显摆自己忠于职守。当时我当这个部队的翻译，立刻被叫去审问这两个少年。我发现他们两人不过是当地农家子弟——两兄弟，一个18岁，一个16岁，他们明显不是八路军特工。我通过曹长报告中队长，顶好是把他们放掉。

　　但长官就是想把他们当八路军探子来处置，不管他们是还是不是。这样一来，他和他的中队就能记上一功。我的建议给顶了回来。当晚，在哨所的房檐下放了一个临时扎起的笼子代替班房，把那两个孩子关在里头。但士兵站岗的时候打起了盹。到了下半夜，那两个少年破笼而出，逃掉了。卫兵们慌里慌张地追出去。年纪小的一个给抓了回来，哥哥隐没在黑沉沉的夜幕里。

　　第二天一大早，中队长怒气冲冲把全队人马召集到后院，命令立即当众处决这个孩子。在如火的阳光下，被剥掉了上衣的少年坐在一个深坑边上。突然，中队长对我说：“用中国话给他作临终祈祷吧！”我一直紧盯着这名长官，使劲忍住才没朝他大喊：“他不是八路，不过是一个不晓事的农家孩子，把他放了吧！”一个强劲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响着：“你不是一个传教士吗？你应该救这无辜的孩子。”

　　但如果我胆敢开口，失去理性的中队长和别的军官径直地就会把我当叛徒处置。我的脑子乱成一片，全身颤抖着，按中队长的命令，像梦游一样磕磕绊绊走向那孩子，跪了下来。

　　昨天我审问他的时候，曾经向他保证：“你们没罪。我会尽量让他们放了你们。”这时，那孩子正怔怔地望着我。我对他说些什么呢？我用中国话告诉他：“我没权，救不了你了。我是个胆小鬼，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能向我的主祈祷。你要是信什么神，也向它祷告吧。”在这之前，他一直喊着“妈呀，妈呀”。这时，他闭上眼睛，安静了下来。

　　中队长命令连里年岁最小的一个兵用刺刀行刑：把那孩子一刀刺死。那个小兵端着枪站着，怎么也下不了手。“看老子的！”一名军曹说着，一刀刺进少年裸露的前胸。那孩子的脸立刻变得惨白，鲜血从胸腔喷涌而出。

　　直到今天，我依旧感到悲伤、感到罪孽深重。我忘不了那孩子鲜红的血。

　　二桥正夫　72岁　幼儿园院长　沼津市

　　后记

　　这批信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一经公布于世，立即引起争论。许多日本人怀着极度的不安致信《朝日新闻》：“你们为什么要把这些陈年恶迹翻腾出来？翻旧账没有一点好处。”“别让我们把忘了的又都想起来。”

　　《朝日新闻》新闻编辑部的一个编辑永泽道雄就这些抱怨作答。“无可讳言，”他在那两卷本的来信汇编的后记中写道，“真正的勇敢是直面过去的错误。说到底，就算我们能够忘记这些事，别人也不会忘记。在那些日子里，日本人怎么干的，都干了些什么，无论是好是坏，已经做出来了。这是加在我们肩头的重负。毫无畏惧地面对它，能使我们得到珍贵的教训——这教训将成为一只罗盘，一只肩负着指示日本未来的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