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吉成

　　尼克松来华两天前，周总理半夜指示要我换衣服

　　和历次迎接外国元首一样，当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后，真正的接待倒反而显得波澜不惊。再过两天，尼克松就要到中国了，我的工作也进人正常的值班状态，轮值时就睡在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的办公室里。

　　已是深夜1点多钟了，我睡得正酣，突然接到从中南海警卫处值班室打来的电话，说周总理将前来钓鱼台国宾馆，对尼克松下榻的18号楼的各项准备和安全设施再作一番查看，要我在那里等候。

　　我赶紧洗了把脸，换上准备在接待美国来宾时穿的涤卡军便服。自20世纪50年代初就从领袖警卫转岗外宾警卫的我究竟跟随周总理参加过多少次外事活动，连我自己也都记不清了。所以我知道周总理喜欢整洁，衣着邋遢是要挨批评的。

　　到了18号楼，我没等多久，周总理的车就到了。他下汽车时，就着明亮的灯光，上下打量了一眼站在楼门口的我。我从他目光流露出的神情中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当然我当时也不曾对此过分留意，一门心思陪着周总理关注着楼里楼外的布置是不是尽善尽美了。

　　周总理查完之后，我刚回到办公室，电话铃就又响了起来。打电话的是周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而他说的事情却大出我的意料：“总理让问问你，有没有质地好一点的制服？如果没有，总理说拿他的一套给你。尼克松来华，警卫人员一定要穿戴整洁，不能让人家小瞧我们。这是总理的意思。”以往警卫外国元首时，要求就是穿件新点干净点的军便服，所以我就没有再考虑过换装的事。此刻张树迎为这事专门打电话，还转达了周总理的指示，使我感到再不可对服装之事掉以轻心。

　　第二天，我就把这件事向中央办公厅和警卫处的上级领导作了报告。领导们当即决定：本部门参加接待尼克松访华的警卫人员马上到北京红都服装店，量体裁衣，每人做一套毛料制服。笔挺鲜亮的制服往身上一穿，人顿时精神多了。再见周总理时，他看见已经换了新制服的我，满意了：“外事警卫随时紧跟外宾，应该比别的警卫更注意衣冠整齐，人在衣服马在鞍嘛，这样不仅给人良好的精神面貌，同时也表示对客人的礼貌和尊重。”

　　把尼克松盯丢了的美国警卫慌作一团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10分，美国总统的副机首先降落在东郊天竺机场，尼克松的专机则在预定的11时30分，准点着陆。

　　据美国方面的报道，尼克松和周总理那跨过大洋的握手是尼克松事先作了精心导演的。他和夫人首先走出机舱，和周总理的握手持续了有一分多钟，罗杰斯、基辛格、齐格勒等13名随访正式成员才陆续走下舷梯。

　　按惯例，国家元首来华访问，仪仗队为120~155人，而此次欢迎的仪仗队员多达360人。这种少有的高规格令尼克松非常满意。欢迎仪式后，周总理和尼克松同乘一辆红旗轿车，直奔钓鱼台国宾馆。而不是像国外媒体猜测的那样，尼克松会乘坐美国总统到哪里都要乘坐的安了装甲的大林肯轿车。

　　在尼克松到达的当天下午，毛主席破例在中南海会见了他。自“文革”开始后，毛主席的接见通常是安排在外宾临走的前一天，而此前定下的日程表也是按尼到京第二天下午排列的。也恰恰是由于毛主席亲自决定的意外，所以我方当时没来得及事先和负责尼克松警卫的官员打招呼，甚至连美国国务卿罗杰斯都被排除在外。几辆负责接送的车子悄无声息地就把尼克松、基辛格几个拉到了中南海。他们走了以后，美方负责警卫的官员才发现，他们的总统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等不见了。把国家首脑、头号警卫对象给警卫丢了，这可是要命的失职，随行的警卫人员们顿时慌作一团。

　　中国外交部礼宾司的人员见美方的警卫人员在钓鱼台住地范围内，像没头苍蝇似的撞来撞去，便告诉他们不必紧张，你们的总统受着很好的接待，安全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虽然作了这样的解释，但是还是可以从他们的神情上，看出有几分惴惴不安。

　　在这以后美国安全人员的神经始终绷得紧紧的，但一如中方事先承诺的什么意外也没发生，所以他们不得不佩服中国的安全保卫工作搞得好。

　　一名警卫的坚持赢得了外国记者的尊重

　　2月24日尼克松和他的随员们兴致勃勃地登上高高的烽火台，眺望观赏长城内外的景色。

　　为了这次来华访问，尼克松专门阅读了毛主席的很多诗词和部分哲学著作。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番阅读，此刻他踞高远瞩才有更多的感触，也真正领略了毛主席《沁园春·雪》的传神描绘。此时记者们也围了上来。意犹未尽的尼克松即兴对记者们讲了一番话。他讲到长城所反映的中国历史，还联系中美两国关系，说了一些含有政治寓意的话。

　　尼克松刚讲完，这群记者们就推选美国合众国际社的老资格女记者海伦·托马斯，代表大家以最快速度发出这篇报道。她随即请求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的陪同人员，想办法找到一部电话，以便打电话到新闻中心作口述报道，再经由卫星地面站把报道转发出去。

　　可是当时的八达岭游览区内，什么通讯设施也没有。海伦·托马斯有点着急。外交部的陪同人员又立即带她驱车赶往定陵，找到了十三陵管理处的负责人。在负责人那里，他们发现一部电话，可这部电话被安全保卫人员牢牢地看管起来了。陪同人员和海伦拉着十三陵的负责人，一同走向有电话的房间。可他们刚一靠近，就被一名便衣警卫拦住，说这部电话只能由安全警卫部门使用，别人一概不许使用。

　　外交部的陪同人员向警卫说明情况，一再强调这篇报道如何重要，只需短短的通话就能解决问题。但那名警卫坚决不答应，说这是死命令。的确，这是中国安全警卫组对所有参与此次警卫工作人员下达的命令，目的就是防止有人利用电话传布尼克松的行踪。为此，中国方面还要求尼克松的随卫人员，尽可能不用无线移动电话进行联络。

　　海伦见交涉不成，越来越着急。恰好这时，他们在附近碰到了安全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之一杨德中。外交部的陪同感到有“救星”了，即向他报告了情况，请他协助解决一下。杨德中表示可以帮忙，亲自找那名警卫说情。孰料他说话并没起作用，因为他身着便衣。命令是警卫的直接上级下达的，即使是上级的上级，不认识也丝毫没有通融余地。眼看着电话，就是不让打，海伦真的急了，冲着外交部的陪同嚷嚷起来。陪同不能以急对急，只得劝她再耐心等等。又过了一会儿，警卫的直接上级来了。经过说明，他同意海伦使用那部电话。尼克松在长城谈话的报道终于以第一时间发出了。后来得知这个故事的外国记者都称赞那名警卫，还说他是块当将军的材料。

　　1972年2月28日，作为中美关系重要里程碑的《联合公报》正式签订。尼克松在归国前的告别宴会上，高举斟满茅台的酒杯，踌躇满志地说：“我们在这里已逗留了一周时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里程开始了。我们的警卫工作也圆满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