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一些人在经济大潮中对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风云硝烟淡漠了。其实，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辐射从来就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尤其是上世纪的冷战时期，美国为了完成与苏联争霸的战略目标，由中央情报局一手策划和操纵了文化冷战，而一些闻名全球的作家和艺术家则有意无意地变成了文化冷战的工具。

　　1、起源于冷战之初的“文化战”

　　中央情报局———美国的“文化部”，这个说法并不是一个比喻，而是坎南先生说的：“我们这个国家没有设立文化部，中央情报局不得不尽其所能来弥补这一缺陷。”

　　美国《洛杉矶时报》2000年4月9日刊登路易斯•拉帕姆评论桑德斯著作的文章《间谍与文人———中央情报局是怎样迷上文化的》，直书“中情局成了文化部”，“新组建的中央情报局承担了宣传美丽的美国的任务”。该文还点出：“艺术成为准军事资产”，“文化名流成为宣传工具”。事实上，创立中央情报局的本意，就是为了“文化战”或“文化冷战”。“文化冷战”在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使用的正式说法是“心理战”。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政府，都专门设立“心理战”机构。没有比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解释更明了的了：“冷战的目的不是占领他国领土或以武力征服他国……我们是试图以和平的手段使全世界都相信真理。为了普及这个真理，我们将要使用的方法通常称为‘心理战’。所谓‘心理战’就是争取人的思想，争取人的意志的一场斗争。”

　　冷战开始之初，苏联在柏林的宣传卓有成效，先声夺人，美国有些被动。1947年苏联在柏林首先开设“文化会堂”，展示苏联成就。美国军事占领当局的“心理战处”和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特工作出回应，也开设“美国会堂”，放映电影，举办音乐会、报告会和艺术展览，宣传美国。为了争取音乐人才，美国不惜启用与纳粹有染的冯•卡拉扬和另一位也曾是纳粹党员的指挥家富特文格勒。

　　中央情报局深谙书籍和刊物的重要宣传作用，懂得英国前首相迪斯雷利的名言：“一本书的重要性可能并不亚于一个战役。”所以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出版计划。一方面，从美国源源不断运来大量“普通书籍”(似乎没有政治宣传意义，但却有文化宣传的作用)。介绍美国文学的书籍也大量出版，如赛珍珠、海明威、福克纳等人的书，让人相信美国也有“伟大的文学”。

　　另一方面，全力资助、宣传作为“反共计划”一部分的欧洲作家，如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描写对苏联幻灭的《从苏联归来》、匈牙利裔英国作家阿瑟•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等。凯斯特勒是曾在苏联生活过的前共产党人，后来加入英国情报部，又与中央情报局合作。这本描写苏维埃政府黑暗的书，在英国情报研究局资助下在德国广为流传，甚至“外交部出钱购买并发行5万册”。1948年，凯斯特勒又与美国驻德国“心理战”情报人员合作，联络了另5位对共产主义感到幻灭的知名知识分子，将他们从信仰到悔恨、幻灭的自传，编成一本名叫《上帝的失败》的书，于1949年出版。这本前共产党人“集体自我悔过”的书，“由美国政府机构在全欧洲发行，特别是在德国”。

　　美国文化冷战另一重要谋士、中央情报局顾问阿瑟•施莱辛格提出了一个非左非右“中间”派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成为美国反共文化冷战的意识形态。他也是从左派蜕变过来，并促成中央情报局重用那些“幻灭”反共、但思想还属左倾的左派分子，所谓“非共左派”。谁都知道，“爱之深，恨之切”，这些“幻灭”的前共产党人，所谓“上帝失败帮”，后来成为最激烈的反共分子。如抽象表现主义理论家格林伯格，从前是纽约“马克思小组”成员，后来成了坚定的反共分子。

　　2、“文化自由大会”统归中情局特工指挥

　　1950年，中央情报局为更有效地在国际上实施文化冷战，决定在柏林创立“文化自由大会”。在文化冷战前线的德国，当时中情局驻德工作站的行动人员达1400名。为了这次大会的召开，中央情报局为各国代表们提供秘密经费，用各种运输方式，甚至动用C-47军用运输机，运送几百名代表去柏林。大会以“科学与极权主义”、“艺术、艺术家与自由”等为议题。在最后一天有15000人参加的大会上，凯斯特勒宣读了一份《自由宣言》。从此西方被称为“自由世界”，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则是“极权专制”。这个文化自由大会的真正目的，是“一个设在欧洲的桥头堡，以阻止共产主义的进犯……它应成为传播美国文化成就的使者，其任务是打破欧洲，特别是法国盛行的僵化负面的看法，认为美国是一片文化荒漠”。

　　文化自由大会设立一个由25人组成的国际委员会，设5位名誉主席，另设一个5名成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他们又都受总书记(秘书长)的制约。这个组织结构被形容为“简直是共产情报局组织结构的翻版”。双方都是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者，都深知自己的事业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事业，而是一项国际性、必须在全世界去推行和完成的事业。

　　为了避免苏联的渗透，文化自由大会很快将总部移到巴黎的奥斯曼大街。接着，“法国文化自由委员会”、“英国文化自由委员会”和“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等一系列分会纷纷建立。鼎盛时期，在35个国家建立分支机构，犹如一个小型文化联合国。同时，无数隶属于各分会的外围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来。这么一个庞大的组织，表面上是由作曲家纳博科夫担任总书记，实际上统归由一个中央情报局特工乔斯尔森直接指挥。中央情报局内部，则由布雷顿主管这个代号为“QKOPERA”的文化自由大会事务。

　　从此，中央情报局实施文化冷战有了自己的傀儡组织，加上有源源不绝的“马歇尔计划”经费，这架新机器成立伊始，就开足马力全力运转。真刀真枪的朝鲜“热战”正打得惨烈，“冷战”战场也必须发起“文化进攻”(布雷顿语)。

　　3、中情局为大型艺术节提供经费

　　1951年文化自由大会在巴黎筹办一个“美国节”的大型艺术节，名叫“20世纪杰作”。为给艺术节提供经费，中央情报局紧急成立了一个虚有其名的“法菲尔德基金会”。音乐方面，纳博科夫建议：“艺术节要上演的作品，几乎都是被斯大林分子和苏联美学家贬为‘形式主义’、‘颓废’和‘腐朽’的作品。”1952年，艺术节在巴黎热闹开幕。如纳博科夫所愿，现代音乐名家斯特拉文斯基和“反美学、反悦耳和声”的勋伯格无调性“十二音体系”作品，在艺术节上演奏；还请来了波士顿交响乐团等9个交响乐团，上演了上百部交响乐、协奏曲、歌剧和芭蕾舞。

　　谁会想到波士顿交响乐团(巴黎演出结束后又去欧洲十几个大城市巡回演出)，会在欧洲宣传“美国文化”中起到巨大作用。这也与美国“宣传部长”杰克逊是乐团管理班子成员有关。布雷顿为此激动万分：“波士顿交响乐团在巴黎为美国赢得的声誉，超过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上百次演说……”

　　4、动用“马歇尔计划”为文化冷战服务

　　布雷顿负责的中央情报局“国际组织处”还建立了一大批外围组织，与苏联抗衡，“到了1953年，我们已经操纵或影响了涉及所有领域的国际组织了。”“共产党有‘国际民主律师协会’，他就建立‘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以此类推，以‘争取自由欧洲委员会’对付‘世界和平理事会’，以‘国际妇女委员会’对付共产情报局支持的‘国际妇女民主联合会’，以中央情报局渗入其中的‘全国学生协会’对付‘国际学生联合会’，以‘世界青年大会’对付‘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以‘国际自由记者联合会’对付‘国际新闻工作者组织’，以‘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对付‘世界工会联合会’。”简直是拳来掌往，冤家对头一对一。还有时代公司、国际笔会、大都会歌剧院和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哈泼—罗公司、美国知识协会理事会和美国现代语协会都卷入中情局“业务”，为中情局提供了服务。

　　中央情报局动用了“马歇尔计划”2亿美元的资金来搞文化宣传“心理战”，其中1950—1967年间，有几千万美元用于文化自由大会。人们可以想象，那时欧洲极其穷困，美元当时是金本位与黄金挂钩，2亿美元是什么概念？

　　有一大批基金会与中央情报局合作。福特、洛克菲勒、卡内基这些大基金会就不用说了，要钱给钱，要提供掩护就提供掩护。还有一百多家中小基金会也乐于为中情局效力。仅1963—1966年，共有164个基金会为多达700个项目提供了平均10000美元以上的资助，其中至少有108个基金会的资金部分或全部来自中央情报局的资金。还有170多个基金会为中情局提供转账，输送资金给有关组织和个人。

　　为图方便，中央情报局自己也创设“实际上只是一个邮件地址”的空壳基金会，除了那最著名的“法菲尔德基金会”，知名的还有“帕特曼八家”：戈萨姆基金会、密歇根基金、普赖斯基金、埃德塞尔基金、安德鲁•汉密尔顿基金、博登信托公司、比肯基金、肯菲尔德基金。这种通过几次转手的钱，可以最终看不出来源地流到诸如“欧洲文化中心”、“美国自由法学家基金”、“政治教育学院”等文化学术机构，流到各种杂志刊物。

　　有了如此“像水泵一样”源源而来的中央情报局的钱，文化自由大会可以大把大把花钱。文化自由大会官员自己也一副暴发户气派、“豪华寓所、似乎永不枯竭的差旅费用、高额的开销以及其他通常只有大公司经理才能享受的各种待遇”，同时也不惜代价，来拉拢文化名流。美国人与苏联人争夺欧洲文化名人，一点不亚于他们在二战后争夺德国的科学家。方法也很巧妙，有通过其他组织转给资助的，有利用开会提供头等舱机票和豪华宾馆的。

　　意大利北部有一个风景秀丽的塞贝洛尼山庄，是福特基金会的别墅，也被用来作为文化自由大会人士的休养地。“到那里暂住的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抵达时，会有衣襟上缀有V.S.字样的蓝色制服司机来接。”以反极权主义著称的汉娜•阿伦特感叹：“你会感觉霎时间你住进了凡尔赛宫。这地方有53名仆人，包括专职的花匠……”在这里曾开过一次“世界秩序的状况”研讨会。

　　文化自由大会忠实地执行美国“心理战”的任务——借用知识分子、学者、舆论制造者的力量，让文化人在中央情报局出资或资助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尤其以英国的《邂逅》、德国的《月刊》、法国的《证据》和意大利的《当代》最为重要，影响也最大。另外还有比利时的《综合》、奥地利的《论坛》、日本的《自由》(补助最多)、印度的《探索》、澳大利亚的《象限》等。1952年在美国和英国出版的杂志《侧面》，毫不隐讳其文化宣传的宗旨：“《侧面》将介绍美国作者写的文学作品和介绍美国的文章，展示美国艺术和音乐的概况……《侧面》最首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显示美国在知识和艺术领域并不是贫乏无成就。”

　　5、将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空投到苏联

　　中央情报局在推动美国现代文学上也不遗余力，尤其大捧特捧写《荒原》的现代诗人艾略特，以至有人感叹：通过艾略特，“中央情报局统领了诗歌界”。叶芝、乔伊斯和普鲁斯特也大受推捧。有点搞笑的是，中央情报局甚至将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空投到俄国，把文学作品当政治宣传的传单来散发。还有大笔的钱直接用来策反，如给叛逃的波兰诗人米沃什颁奖，“给东欧和苏联诗人支付高额稿酬，哪怕是一首小诗也是如此，通过这种变相的贿赂鼓动他们叛变”。

　　一些耶鲁大学的精英被招入中情局，比如“诗人型间谍”安格尔顿、富于才华的学者麦考利和汤普森。于是就有许多“与中央情报局签约的作家”。据统计，中情局插手的出版物至少有1000种，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

　　电影当然也被中情局用来作文化冷战的武器，因为电影对大众发生的影响力和宣传效用非同寻常。1955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心理战处和国防部联合组织一场绝密行动，要在好莱坞贯彻“战斗的自由”思想。一大批反共影片被生产出来，如《赤色噩梦》、《红色的威胁》、《侵略美国》、《我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共产党员》、《红色火星》、《铁幕》等。中央情报局还在好莱坞安插自己的特工，直接监控这里发生的所有政治动向。一位名叫艾尔索普的人，以制片人和经纪人的身份在派拉蒙电影公司工作。他撰写秘密报告，直接呈送中情局。他十分警觉好莱坞片子中出现的“表现美国阴暗面”的东西，成功地“政治把关”，删除了不少美国人“酗酒”、“酒鬼”形象的镜头。

　　中央情报局甚至自己出资掏钱，1952年拍摄了一部名叫《兽园》的影射共产党腐败的动画片。1954年又拍了另一部批评“极权主义”的影片《1984》。第二部片子经文化自由大会美国委员会多次审查后，有了两个不同的结局和版本：一个是给美国国内观众看的，另一个是给欧洲观众看的。

　　中央情报局如此忙于办画展、拍电影、开音乐会、找作家签约、办杂志出书，它不是美国的文化部是什么？ (摘自《艺术的阴谋：透析一种“当代艺术国际”》河清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