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世界经济发展长期的不平衡，造成更多不安全因素。中国先贤历来认为贫富差距悬殊是导致矛盾和冲突的重要根源。中国古代著名政治思想家孟子讲过："大贫则忧，忧则犯禁"。经济全球化在为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南北差距，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西方学者贡德·弗兰克在其名著《白银资本》中曾指出，1 800年时，西欧的人均收入水平为260美元，美国为213美元，发展中国家当时平均水平约200美元左右，印度为160-200美元，中国为228美元，各国收 人水平差距不大。但200年后的今天，美国人年均收入已超过四万美元，而最不发达国家只有300多美元，不到美国的1%。另据有关统计，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在过去40年间增加了一倍，全球不发达国家已从1971年的25个增加到目前的49个。世界经济发展失衡导致部分国家的极端贫穷和落后，催生了相关国家部分民众的绝望心理和铤而走险的心态，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土壤，也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内部矛盾不断加剧，削弱了其应对危机，抵御自然灾害、严重传染性疾病和跨国犯罪等威胁的能力，并导致难民和非法移民数量的急剧增加。

　　三是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长期失谐，导致更多环境安全问题。中国早在4000多年前就开始重视环境安全问题。著名的圣人大禹曾下令百姓在春季不得伐树，夏季不得捕鱼，其目的就是保护生态平衡。但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走的就是一条"先建设、后治理"的发展道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近年来，广大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类似问题。这种发展模式导致人类面临日益严重的环境安全问题。研究表明，近半、个世纪以来，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明显提高，强度明显增加。20世纪60年代时，全球每年发生自然灾害100次左右，现在则达到每年500次以上，提高了四倍。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谐，已经威胁到人类整体的安全。

　　四是国家间联系的迅速发展与国际危机防范机制建设不相匹配，使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难以得到及时遏制。20世纪中后期以来，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全球经济已经成为一个有机互动的整体。这为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有利条件，但也导致经济和金融风险时起时伏，跨国犯罪日益猖獗，传染性疾病传播范围和速度明显增大。尽管国际社会为消除这些负面影响，进行了不少努力，但目前看，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国际防范机制。一旦在某个国家、地区发生危机，国际社会成员就会"一损俱损"，出现"多米诺"式效应，影响到更大范围，而且导致类似的危机反复发生。例如，过去20多年里，世界各国发生过lOO多次金融波动、震荡和危机，其中不少次都波及全球，但至今仍未能真正建立起一个防范金融危机的国际机制，致使金融安全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共同面临的世界性课题

　　中国古代思想家讲过，"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我们今天来研究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特点和成因，目的是为了共同探求有效的应对之策。尽管国际社会在反恐、卫生防疫、防灾减灾、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但非传统安全威胁成因复杂，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就被消除，而且有的还可能呈现上升势头，威胁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切实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各国人民营造一个稳定和谐的家园，仍然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切实解决的重大课题。

　　更新安全观念。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武力不能缔造和平，强权不能确保安全。只有树立全新的安全观念，才能应对日益增多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近年来，中国倡导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不仅适用于应对传统安全威胁，也完全适用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

　　旧安全观把安全几乎等同于军事安全；而新安全观主张安全是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1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在内的综合安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是一个系统工程，单凭武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旧安全观以牺牲他国的安全利益来谋求自身的"绝对安全"，突出少数大国或大国集团的利益，把安全看成是一场"零和游戏"，你赢我输、你得我失；而新安全观主张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追求"双赢"和"多赢"。

　　旧安全观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采取强化和扩大军事同盟的做法，排斥异己，到处树敌；而新安全观主张通过各种多边安全机制、多边安全论坛、双边安全磋商，以及非官方安全对话等渠道，以对话增进互信，以协商化解矛盾，以合作谋求安全。

　　旧安全观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而新安全观则主张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通过科学发展求安全。

　　总之，只有树立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等新的安全观念，才能妥善应对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

　　加强安全合作。面对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单个国家的行动往往难以奏效，国际合作才是必要和有效的手段。近年来，国际社会在加强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方面取得不少成果。上海合作组织于2004年1月正式启动地区反恐机构。中国与东盟先后签署了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联合宣言》和《谅解备忘录》，

　　提倡标本兼治。消除非传统安全威胁，既要着眼于当前，又要标本兼治。只有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彻底消除贫困和落后，才能最终铲除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滋生繁衍的土壤。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积极推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发达国家应该更多地关注和考虑广大贫穷国家的需求，尤其要下气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步伐，尽快缩小日益拉大的南北发展差距，让世界经济的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在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应把解决贫困问题和保护环境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防范和抵御各类经济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

　　兼顾两种威胁。我们不能因为强调非传统安全威胁，就忽视传统安全威胁。应该看到，对许多国家而言，尽管非传统安全威胁明显上升，但传统安全威胁仍是当前所面临的主要威胁。这是因为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依然存在，由领土、主权、民族、宗教等矛盾引发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仍时起时伏。因此，我们应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和把握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关系。

　　整整60年前，在那场正义对邪恶、光明对黑暗、进步对倒退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各国人民同仇敌忾、相互支援、并肩战斗，拯救了人类文明，赢得了世界和平。今天，传统安全威胁并没有从国际舞台上消失，同时非传统安全威胁已成为又一个世界性课题，考验着我们的智慧、勇气和决心。我们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