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是日本的新年。这一天，攻陷南京的侵华日军举行了各种庆祝活动。率先攻进中华门的几个坦克兵在装扮他们的坦克，晚上，他们走上街头庆祝。此时，遭遇大屠杀的南京城已是死一般的沉寂，而日本兵却在努力营造祥和的过年气氛。为立起日本过年时的“门松”，士兵们特意从郊外运来了松树；部队的厨房在打制年糕，新年物品包括橘子、海带、鱿鱼干、大酱等食品也大量运到。在军队新年年会上，士兵们高呼：

　　“天皇陛下万岁、万岁、万岁！”

　　20多天后，25岁的日军第十六师团上等兵东史郎，乘船离开南京，他将随部队开赴新的战场。在日记中，他这样写到：

　　“扬子江河岸上堆满了如山般的、像畜生一样被屠杀的敌兵尸体，这些尸体已经变成了黑色，像被充满了空气似地肿胀起来；这些尸体一踩上去，如烂泥般恶臭的内脏就会流出来。士兵们就是踩着这些尸体跳上船去的。”

　　几天后，是中国新年，即农历戊寅年春节。这是开战后的第一个春节，许多中国人在国破家亡中度过了这一天。已撤退到武汉的国民政府发放了春节伤兵犒赏，标准是每人1元。

　　从去年夏天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伤亡惨重， 造成死伤众多的主要原因，除了日军火力强大以外，还有军队的医疗条件落后。由于医疗条件差， 许多伤兵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很多人由轻伤转为重伤，更由重伤导致死亡。

　　《良友》画报133期刊登了山西某伤兵医院一名护士的来信，诉说当地缺乏医疗药品，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信中写到：

　　“即使裹伤的纱布也十分短缺，甚至用了3个星期还不能换上新的。止痛止血药也非常缺乏。对于破伤风、水肿等药品更是难求。有的伤兵受伤以后，简直无能为力，眼看他们血流尽以后便死了，触目惊心，无过于此。”

　　1月8日， 48岁的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胸外科医师白求恩，率加拿大、美国医疗队取道香港，乘飞机到达武汉，他们将在这里等候安排，转赴延安。

　　武汉，地处长江中游，是当时中国的第二大城市，有200多万人口，这座城市被长江汉水隔开，分为武昌、汉口、汉阳三区：武昌为政治中心，汉口为商贸区域，而汉阳则是工业区。汉阳兵工厂出产的“汉阳造”对许多苦于没有象样武器的战士依旧是心爱之物。三个城市三足鼎立，又气息相通，真是一而三，三而一。 武汉本来就地处中原，号称九省通衢，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贯通，更让这个城市成为内地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南京失守以后，重庆成为陪都，但汇集着军事行政机关和各色人等的武汉更象是真正的战时首都。

　　走在盛夏的武汉街道上，常常听到一首亢进的歌曲，歌名叫“保卫东方马德里——大武汉”。 这首歌是由冼星海作曲的。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喜欢这样的联想和类比。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英勇抵抗了法西斯分子佛朗哥的围攻，而中国面对的是日本反法西斯。所谓环球同此凉热。整整一年，保卫武汉始终是全国公众最关切的问题。

　　武汉本地的市民最初是从难民、报纸、杂志、广播和演讲了解这场战争的，他们目睹并欢送面色坚毅的军人们经过街道然后开往前线布防，他们来自四川、广西、湖南、广东等遥远的地方。自卫战争使中国的空间好象变小了许多，不同地域人民的情感也亲近了许多。

　　对武汉市民来说，战争是从空中降临的。当日本飞行员将毁灭性的炸弹从空中呼啸着扔向繁华的江城，战争真真切切的就在身边了。日本飞行员深知武汉的重要性，绝不吝啬从军工厂源源不断制造出来的炸弹。

　　武汉遭受的第一次的空袭是1937年9月24日。当时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96式陆上歼击机14架攻击了武汉。上海的《字林西报》于26日根据路透社从汉口发出的专电，做了报道：“第一次空袭把五井庙变成了存尸场”“这个地区的街道仅有六英尺宽，路边破旧的棚屋已经坍塌，像撒在地上的一堆纸牌。居民和路人都被埋在里面，救护组把到处乱摊着的尸体集中成堆。更为可怕的是，砖石下面有时伸出一只手或一条脚，在无力的摆动着。”“记者在街道拐角处仅仅站了十分钟，就看到抬过去120多具伤残的躯体。有的人还在可怕的呻吟着，有的人已经断气了。最令人不忍心看的是担架上的死婴。已死的和快死的混在一起，大多数受伤者伤口流着血，一丝不挂”。

　　五井庙是武汉的平民居住区，附近根本就没有军队驻扎，就是距该地区最近的兵工厂也有四英里之遥。当时的新闻写道：“据估计，敌机从远方飞来时高度为2000米。外国观察家认为，这些飞机不会没注意到五井庙是人口稠密的住宅区，而不是什么军事目标”。这次轰炸共造成1019人死伤。那时的中国空军主力集中在东南作战，没有力量顾及武汉的防空。

　　日军对武汉的空袭从此开始，一直持续到1938年的10月底。

　　在武汉，还云集了许多努力见证中国抗战的外国记者，28岁的英国记者贝特兰就是其中之一，他与白求恩成了朋友，他认为白求恩的轮廓和头型酷似列宁，他说：

　　“从他所留的发式和立起来的短短的胡子来看，我猜想他是特意打扮成这个样子。我给他照了一张像，照片中他朝前挺着身子，昂着头，目光凝视着远方，活像列宁在芬兰火车站的样子。”

　　白求恩从未到过中国，不会中文，所以医疗队中还有一位26岁的加拿大女护士兼翻译简·尤恩，金发碧眼的尤恩曾经来过中国，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她的父亲是加拿大共产党早期著名领袖之一。

　　白求恩等人在武汉期间，一面疯狂采购外科器械和医疗用品，一面前往汉阳的一所医院，参与救治空袭后受伤的人员，简·尤恩在回忆录中描写了当时的情景：

　　“整个大厅里放满了自制的担架，有些伤员还没有来得及医治就断气了。满地都是血污、粪便和呕吐的脏东西。我们忙于截肢、止血、取出弹片等等。血的气味可不是好闻的，钻进鼻孔便长时间去不掉，吃饭时更感恶心。但当时，我们都顾不得这些了；因为任务急，时间紧，耽误了是要死人的。”

　　相关专题：央视见证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