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元旦，南京降了一场大雪。进入民国25年，旧历的春节依然是国人最重视的节日。但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一些大城市里，新历的元旦越来越受人重视，这些人包括政府官员、知识人和许多市民。孩子们痛快地放起鞭炮，他们才是新年的主人。

　　面对刚刚开始的这一年头，很多人发出了感慨。国民党元老邵元冲在元旦的日记中写到：“时大雪纷飞，寒风凛冽，抚应国艰，不禁忾然。”

　　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把自己对1936的期待，写在一首诗里。 欢迎，欢迎，新年，新年。大雪纷纷下，贫民多可怜！土地被敌占，至今尚未还……我作文天祥 我作史可法，我作岳武穆，我作颜真卿。说到要作到，不为自欺，欢迎你新年，你我要共勉。

　　1月的华北，天寒地冻，由平津两地学生组成的“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500多人分别从北平、天津出发，徒步700里，到河北农村宣传抗日。上一年底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已经从游行转到实际行动。

　　就在宣传团出发的时候，驻扎平津一带的二十九军在天津大沽缉私，与贩毒的日商大西洋行发生冲突。最后，大沽事件以中方道歉、赔偿400元，二十九军不再进驻大沽、塘沽结束。

　　这个月的中旬，南京中央商场开业。两年前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国民党建设委员会委员曾养甫，以及李石曾、茅以升等32位社会名流，决心筹建全国最大的国货精品商场，要求经营的商品必须是国货精品；公司的股东必须是中国国籍。筹建“中央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受到全国各地厂、商的积极响应，仅用一年多时间，就筹集资金十八万元。

　　开业的中央商场是当时亚洲及远东地区最大商业企业之一，当天的《中央日报》半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广告：“日用百货，无不齐备。餐厅茶馆，应有尽有，集国产之大成，汇万货于一处。”从当天开业的167个店铺中，能够找到像“同仁堂”国药、“张小泉”剪刀这样的经典国货品牌。

　　在作家林语堂的著名小说《京华烟云》第四十一章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在海关工作的阿瑄向家人抱怨自己工作的烦恼：“我们海关上的人员，不能带武器，但是认为应当对走私的日本人和朝鲜人执行中国法律，而他们是不守中国法的……每天早晨，‘走私者的专车’离开他们的巢穴开到天津，私货就扔在火车站，预备往本地分发，或是再运往山东。通常是几个高丽棒子和小日本儿在那儿看着货。最后，武装的日本人和高丽人索性把私货一包一包的扔到二等车三等车上，把乘客赶下来，把窗子座位毁坏，殴打妨碍他们的苦力。

　　这副照片拍摄的是当时的天津东站，可以看到在中文站名下面有日文标注。当时山海关一线的很多车站都是如此。

　　冀东和塘沽已经 便成了日货走私的天堂，

　　南京的财政部官员因关税收入巨幅下落而叫苦不迭。 。1936年3月15日的《救国时报》刊发了这样一条消息：“日商年来偷运私贩入华者，不计其数，日人上海日日新闻谓，过去一年中，日商私贩，总数在三万万元以上。日政府输货入华，亦多不纳关税，因此中国损失关税当在八千万以上云”。

　　象潮水般涌来的日货把近到平津，远到上海无锡的国货厂家撞击得踉踉跄跄。在同一天《救国时报》另外一个版面上，“天津华商店两月倒闭三千余间”的标题就更为醒目：“近日来日货充斥华北，华商企业无法竞争，纷纷破产。过去两月，天津一市，华店因此倒闭者竟达三千间以上。日人商店，在平津一带到处林立。”

　　3月7日一天之内，平津两地发生十起自杀案件。一天后天津《大公报》报道这十个人的自杀原因及经过，并评论曰：“自杀风炽，大多为经济所迫。”

　　这一年的全国漫画展览会上有这样一幅作品，名为《走私后的中国工业》。漫画上两个中国工厂的烟囱由于停产已经冒不出烟了，所以是“相对无言，相对无烟”。

　　这一年，30岁的费穆第5次拿起导演话筒，他要拍摄的电影名叫《狼山喋血记》。

　　1月下旬，上海的电影界召开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欧阳予倩、蔡楚生、周剑云、孙瑜、费穆等人发起上海电影界救国会，随后，“国防电影”的口号被提出，在由径的文章《略论国防电影》中这样阐述：今日的中国电影从业人员、专门家和爱好者们，要拿“开麦拉”这武器对准了国防线内外的敌人和汉奸。

　　影片由黎黎莉、蓝苹、张翼主演，以野狼肆虐村庄、猎户团结打狼的寓言故事隐讳表达抗日主题。

　　故事的最后，大家举起火把，在《打狼歌》的歌声中投入战斗：

　　生死向前去，打狼保村庄，

　　兄弟血如海，姐妹尸如霜，

　　豺狼纵凶狠，我们不退让，

　　情愿打狼死，不能没家乡！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从春秋战国之时就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苏州城中，清代邮政部大臣盛宣怀建立的留园颇能代表苏州风景。一篇文章曾这样写到：阊门外之留园，花木楼台，布置典雅，更为全国私家园林中之数一数二者。

　　这一年，留园来了一批军人，对外他们声称自己是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的。留园里的人来来往往，一些人到松沪线、苏福线、钱澄线一带实习考察，测量、绘制地图回来后在大桌上比比划划。

　　这里的领导人是中央军校教育长的张治中。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划全国为几个国防区，张治中兼任京沪区的负责长官，留园里的工作正是抗战前的准备。在张治中主持下， 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修筑了吴江到福山、无锡到江阴、乍浦到嘉兴三道国防工事。

　　张治中后来回忆说：这个“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直到“八一三‘前夕，外间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做什么的，敌方更是始终不知道。我所任的抗战准备工作得以从容部署，得力于这个秘密机构不少。留园！我向你致敬。

　　这一年，依照蒋百里持久抗战的国防理论，中国秘密修建的吴福、湘鄂、西康三线国防工事初具规模，中国政府做出了以川边横断山脉为最后抗日防线的决心。

　　蒋百里, 1901年留学日本，以步兵科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蒋百里已经关注到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并开始提出中国的对策。他认为：“我们对于敌人制胜的惟一方法就是事事与之相反。就是他利于速战，我却用持久之方针来使他疲敝，他的武力中戏放在第一线，我们却放在第二线，而且在腹地深深地藏着；使他一时有力。”他甚至猜测到战事最终会在湖南一带长期胶着不下。

　　在欧美考察军事有一年之久，蒋百里在这一年回国，在码头上他巧遇北大教授胡适，留下了这张合影。回国以后，他第一个建议就是发展空军。记者陶菊隐是蒋百里忘年之交，在《蒋百里传》中他记录了蒋伯里回国后和他的一番谈话：“中国建设国防，无论从政治、外交、经济、工业、军事哪一个角度来看，都已万万赶不及了，此时唯一快而有效的方法，就是积极发展空军，加速训练航空人才。”

　　在这一年，美制马丁B-10轰炸机、霍克Ⅲ战斗机开始装备中国空军，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向空军要求，“准备全部轰炸机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等大城市”。

　　这一时期，中国的军队已悄然地由早期的日式转为德式。两年前，有“德国国防之父”之称的德国总司令赛克特受聘于国民政府，担任顾问为中国编训新军。那之后，中国军队有了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有20多万的中国军人配备了像马克沁机关枪这样精良的德式武器。在两年后的凇沪战场上，这些精锐部队将发挥重要作用。

　　收录蒋百里一生军事思想精华的《国防论》，1937年出版，扉页上写到：“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公路和国防关系特别密切。欧洲的德国有著名的汽车专道，4年前,德国建成波恩至科隆高速公路,是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这种专用道路，宽有25米，全路没有岔道，没有交汇，和一切其它已经修成的公路绝缘，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60公里。当德国入侵奥地利时，军队的运输量，每车道每小时达到七万人，百万大军，可以说是朝发夕至。

　　中国的公路当时还是幼稚。光绪二十八年，才有2辆汽车运入上海，1913年湖南修成从长沙到湘潭的一段公路，国人才知道了什么是公路。

　　有一个人的名字和中国的公路工程密不可分。他就是赵祖康，松江人，唐山交大学士，美国康乃尔大学研究道路工程，美国纽约三十公路工程师。后来回国担任了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处，一直是公路事业的专家，而且是管理者和领导者。

　　他对公路的发展非常了解，“有人说，十九世纪是铁道世纪，二十世纪，是公路世纪，一八八三年发明了朋驰发动机，1907年福特更将汽车商业化，以后各国的公路才开始发达”。

　　赵祖康在经济委员会任内，督导各省修路，从1932年起到抗战前夕，把各省之间的十万九千五百公里联络贯通起来，曾经还举行了京滇公路游览团，完成了抗战前夕公路上的初步准备。“为了军运，推动全国各干线工程标准划一……使各大干线上的桥梁标准能够划一与提高，把不同的标准统统加以改正。第一步的目标是由载重三吨改到载重七吨半，第二步的目标是载重十五公吨，使普通的炮车都可以在各干线上自由通行，不受障碍” 。

　　赵祖康后来说：“我们公路是铁道的先锋，而驿运又是我们公路的先锋”，

　　1936年，中国公路已达10万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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