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前夕，记者采访了新中国第一代女炮兵之一的李质兰同志，了解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中惟一的一支女高射炮兵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回忆往事，李质兰感慨万千：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为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我们湖南大学附中的十几名“湘妹子”，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也报了名。没想到很快被批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中“空前绝后”的一代女高射炮兵。

　　李质兰清晰地记得：她和她的姐妹盛玉莲、吴跃雯等十多个女学员与来自广东、江西、河南的近百名男学生，汇集到解放军郑州防空兵学院的前身——沈阳高炮学院。他们全部被编在三大队七中队。

　　当时学院教学用的火炮全是苏联制造，外形是按照身材高大的苏联人设计的。对于身材相对矮小的中国人来说，显然不太适应。对这些小巧玲珑的姑娘们而言，更是庞然大物。难怪一些男学员讥笑着说：“你们要想把这些炮玩转，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女炮兵们没有害怕，她们暗暗憋着一股劲，要给男兵们个样子看看。面对高强度训练，她们不叫苦喊累，手脚碰伤了，擦擦紫药水照常参加训练。她们还常常与男炮兵们同台比武，训练成绩不断提高，反而使男炮兵们有了紧迫感和危机感。女班长吴跃雯，身体比其他女兵强壮些，毛遂自荐当起了五炮手。为了使自己装填炮弹技术运用自如，她不仅天天都要搬运每发30多公斤的炮弹上百次，而且还每天在熄灯前做100个俯卧撑、100个仰卧起坐、拉100下被包带作为辅助训练。经过几个月的强化训练，女炮兵在训练方面，达到了炮兵应具备的“快、稳、准”的要求，成了一个个名副其实的女高射炮兵。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由于朝鲜战场情况越来越复杂，根据前线对高射炮兵人才的急切需要，她们奉命奔赴朝鲜战场。

　　据李质兰回忆：那天清早，车队浩浩荡荡，日夜兼程向朝鲜进发。刚刚驶过鸭绿江，敌人就发现了车队，一路上不停地轰炸，女炮兵们开始领略到战争的残酷性。到达目的地后，李质兰等人分到一些兵团司令部当炮兵参谋，其余的则直接参加到炮火纷飞的战斗中。但不管是当教员、当参谋，还是当指挥员，女炮兵们都用在校所学的知识，努力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个别女炮兵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炮兵共歼敌15余万，毁伤敌火炮570余门、汽车730余辆，击落敌机2300余架，这里面也包含着女炮兵的一份功劳。李质兰清晰地记得：彭德怀司令员来李质兰所在的军检查工作，彭总一见到李质兰就笑着说：“小鬼，你好年轻哟!一看就知道你是新来的娃娃。”李质兰所在军的军长傅崇碧、政委龙道权趁机向彭总介绍，李质兰是这个军惟一女参谋且是高炮参谋时，彭总竖起了大拇指：“真了不起，这么年轻的女高炮参谋，你们这批女娃还来了不少，打鬼子的飞机还得多靠你们哟!……”彭总的一席话，实际上是对全体女炮兵的夸奖。

　　朝鲜停战后，这批女炮兵基本上都脱下了军装。她们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当了教师，有的成了检察官、法官……不论干哪一行，她们都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1952年，朝鲜战场硝烟弥漫，刚组建不久的装甲兵部队，大批技术骨干都已入朝参战。部队急需大量的技术人才。学开坦克，文化水平要求较高，但当时部队战士的文化普遍比较低。机关女战土文化程度相对比较高,于是就想到培养一批女坦克手来充实技术骨干队伍。通过请示中央军委并经论证，决定培养一批女坦克手。

　　消息一传开，在装甲兵司令部机关的女战士中就像炸开了锅，姐妹们奔走相告，纷纷报名应征。不到几天，就有100多人报名。经过一次次筛选，最后，34名女战士光荣地成为共和国第一代女坦克手。

　　课堂里，姑娘们凝神注目听着教员讲解坦克构造、发动机工作原理。她们课上认真听，细心记；课下抓紧时间细嚼慢咽再消化。文化参差不齐，互相帮助。晚上熄灯后，悄悄溜出去，借着路灯学。被队干部发现后赶回宿舍，又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学。不愧是装甲兵中的巾帼英雄，干啥都有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凭着这股劲，她们硬是闯过了理论这一关，通过测验，大都是5分。

　　盛夏，烈日炎炎.她们的实际操作训练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3步登车，每天要在滚烫的坦克上爬上爬下，两腿跳肿了，脚脖子也肿了，抬腿的劲都没了；脸被晒脱了皮，汗水一浸，火烧火燎的；手掌心磨破了，血肉模糊，一碰钻心地痛；坦克里高温灼人，脑袋直发胀，早上刚穿上的工作服，不到中午就结上了一层白花花的碱霜。特别是在障碍物驾驶中，精神高度集中，体力极度消耗，汗流浃背，双臂肿痛，一圈跑下来，头晕，呕吐，吃不下饭。面对苦和累，姑娘们没有一个打退堂鼓。车场归来，依然是一路欢歌。

　　她们虽是女性组成的群体，但却是在中国女性从没有涉足过的世界里，为中国女性奋笔书写着骄傲和自豪。

　　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

　　武秀悔是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之一。1952年3月8日，她和她的战友——中国首批女飞行员曾在北京作“三八”飞行表演，7000多名中外妇女到机场祝贺，在我国航空史上留下了绚烂的一笔。

　　回首往事，武秀梅总有许多的感慨，同时也有许多的自豪。在她驾驶飞机如鹰般雄壮、如嫦娥般柔美地翱翔于天空的背后，是超乎常人的艰苦付出。

　　武秀梅面对的第一个挑战，是对空中飞行的不适，一个起落下来，总要呕吐半天，有时连胆汁都吐出来了。为了尽快适应空中作业，她一方面加强地面练习，一方面控制饮食，飞行前夜，她经常偷偷地饿着肚子。几个星期下来，呕吐感消除了，她也掉了几斤肉，原本瘦小的身躯更加纤弱。

　　为克服文化水平低的弱点，她把业余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夜里经常独自起床，在微弱的烛光下刻苦攻读航空理论。每次飞行后都认真总结，撰写体会文章，短短几年时间，她做飞行笔记20多万字，堆满了小小的书柜。

　　在女飞行员中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放“单飞”时，教员担心她们紧张，提出在一旁护航，她们倔强地表示，不要保驾，如果有男教员敢上去，就把他们关进厕所。

　　武秀梅说：“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即我们不仅仅代表着自已，也代表着几亿中国妇女，要为中国妇女在航空事业上开辟一条道路，我们就必须顽强地飞上蓝天。

　　在武秀梅33年共3865小时的飞行时间中，她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赤诚和飞行技术的精湛，在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多次临危受命，出色完成了急难险重任务。她始终记着毛泽东在接见她们时所说的话，不要只做表演员，要当人民的飞行员。

　　1989年5月，武秀梅退休了，离开了她心爱的飞机，离开了她深深眷恋的军营。退休后她仍继续关心着部队的建设，多次提出合理化建议，为人民空军的发展献计献策。

　　我军第一批本科女飞行员

　　空军航空兵某师享有“中国女飞行员摇篮”之誉，先后有6批共162名女飞行员从这里飞上蓝天。1992年，我国培养出来的第六批女飞行员——我军首批获得本科学历的女飞行员补充到该师后，该师严格按照飞行训练大纲，从难从严组织施训。在两年的时间里，她们全部完成4种气象及大机群编队、空投伞降、海上训练等战术课目训练任务。为练就过硬的本领，她们高难课目争着飞，急难险重任务抢着上。2000年9月，该师组织大机群远程机动演练。在飞返本部途中，编队机群突遇恶劣天气，担任主驾驶的刘文力等女飞行员奉命临时改航，备降某机场。接令后，刘文力沉着冷静，驾驶飞机，在能见度低、没有本部人员指挥的情况下，凭借平时练就的过硬本领，一次穿云着陆成功。近年来，她们还圆满完成了军事演习、紧急空运、人工降雨降雪及科学试验等重大任务。

　　目前，第六批女飞行员绝大部分已达到二号气象条件下的机长及领航教员训练水平，有的成为飞行中队长，有的成为飞行作战训练参谋。

　　中国第一位直升机女机长

　　1977年的初冬，对年仅24岁的王春而言，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在空军某部经历了两年严格的理论学习和飞行训练后，她就要第一次放“单飞”了！兴奋、激动和不安都在任务下达的那一刻涌上了心头：内蒙古锡林浩特遭特大暴雪袭击，大量牲畜饿死、冻死，数万牧民陷入绝地，急需空投粮草援助！

　　王春受命后驾驶直升机火速从首都飞抵灾区。她从机上往下一看，只见山川、河流、公路全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引导飞行的“地标”已无处寻找。危险还不止这些。长时间在白色的雪域上空飞行，很容易使飞行员产生“雪盲”，导致视网膜产生错觉，分不清天和地，可能发生机毁人亡的惨剧。

　　王春的机上坐的是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尤太忠。她的任务是把首长送到灾区牧民中间，把党和人民对灾区的关怀和慰问直接送到灾民的心头。

　　尽管是第一次放“单飞”，并且情况比预想的复杂，王春还是稳稳地一边驾机盘旋，一边寻找着目标。终于，飞旋的直升机像一只巨大的蜻蜓，由远而近，稳稳地降落在蒙古包旁。望眼欲穿的牧民们互相搀扶着围拢过来，一位身穿蒙古袍的老人摇摇晃晃地来到直升机前面，感激得“扑通”跪了下去。刚刚走出机舱的王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赶紧扯下防寒口罩，伸出双手去搀扶老人。老人抬头一看，发现王春竟然是个女的，惊讶地咿哩哇啦说个不停。事后有人告诉王春，老人当时讲的是“神女天降”的意思，并且从那以后，“神女”的故事就在当地牧区流传开了。王春做梦也没想到，她这第一次单飞，竟然当了一回“神女”。

　　王春所在空军某飞行师，曾是我军闻名的专机部队。作为一名女直升机飞行员，王春为不少国家领导人和军队高级将领驾驶过专机。

　　1985年，胡耀邦赴西北视察，从乌鲁木齐起飞到西北地区数县，自始至终都是王春驾机护送。一路穿云拨雾自不必说，在飞临边陲小镇若羌时，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刮起了强风，漫天黄沙把天地搅得一片昏暗。这是当地特有的一种“烟璃沙”天气，极不利于飞行。王春事先听人说过，没想到还真让她给赶上了。怎么办？王春没有慌，她凭借娴熟的飞行技术，从容不迫地驾机绕过黄沙的侵袭，终于安全抵达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