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长沙8月5日电 (记者黄恒、明星)湖南省常德市外办副主任陈玉芳的办公地点在老城一幢陈旧的小楼内，窗外飘扬着国旗。国旗下的小院子搭着两间小房，门口挂着的牌子上写着：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常德市接待处。

　　一名52岁的普通女公务员，调查日军细菌战罪行，风风雨雨地走了9年时光。

　　向日本索赔

　　常德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也是中国遭受日本细菌战的主要地区之一。1941年至1943年，日军曾多次在这里发动细菌战，散播的主要是鼠疫菌。

　　而直接推动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日本政府的是日本正义知识分子森正孝，他于1995年6月倡导成立“日本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此举不仅得到日本正义人士的支持，也得到中国细菌战受害人士的支持。

　　这种背景下，常德一群民间热心人士自发组织，于1996年11月成立“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开始寻访细菌战受害者以及历史见证人。1998年12月26日，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案正式在东京开庭，来自常德的原告也加入其中。

　　陈玉芳就是那群“民间热心人士”中的一个。1943年常德血战，8000多中国士兵在10万日军围困下死战，最后只有300人活下来。阵亡将士的公墓就在市中心，只要是常德人，从小就知道那个地方、知道那段往事。陈玉芳说，对抗战牺牲者和遇难者的情感，油然于心。

　　艰难的取证

　　当1997年“日本细菌战调查委员会”首次前来常德为赔偿案调查取证的时候，陈玉芳对团里的日本律师并无好感。事实上，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人愿意接待他们。

　　“当时我就想，日本人是来作秀。当初到常德来杀人放火，现在有了几个臭钱，就想让我们把你们当恩人看？”陈玉芳说，自己后来却真的被这些正直的日本人感动了。

　　森正孝领导的日军细菌战历史事实揭露会酬资1000万日元，先后4次邀请20名中国细菌战受害原告和研究者到日本法庭内外控诉日军暴行。而参加赔偿案原告诉讼辩护团的律师们，从参加此案开始就再也没有清闲的时候。2002年一审判决前，1年6次以上开庭，每次开庭前都几乎没有时间睡觉，每年还要来中国实地调查取证，仅1998年就来了8次。由于是免费替中国人申诉，这些律师们要自己投入金钱，不得不接别的案子“养”这个案子。还有，《朝日新闻》记者近滕昭二因为拍摄揭露日军细菌战的纪录片，受到日本右翼分子威胁，女儿要警察护送上学……

　　更令陈玉芳感动的是，义务参加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的老人们。

　　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网络最初很小，只是参与编撰《辛巳劫难》的学者叶荣开、陈大雅等人在常德市城区和东北郊石公桥等地作实地访查。1998年3月，一些退休老同志主动加入进来，成为“侵华日军731部队常德细菌战受害者接待处”的主要工作人员。

　　就是在这些老志愿者的努力下，常德市建立了市、乡、村三级调查网络。到2002年5月，第一批细菌战受害死亡者名单送往日本法庭。7年间，调查人员足迹遍及常德市及周围10个县、56个乡、486个村，调查座谈30万人次以上，整理了1.5万份控诉材料。经过多次全面系统的审核后，确定了第一批7643人的死亡名册。

　　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在细菌战赔偿案一审判决中，把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所提供的7643人名册确认为证据，并以此确认了731部队在常德实施细菌战的事实。

　　这些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日本政府再也不能否认细菌战的存在。

　　不懈的毅力

　　陈玉芳告诉记者，美国几年前解冻了一批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侵华战争的档案，其中有731部队的内容和对731部队指挥官石井四郎的审讯录，但没有一个中国人前去调查，倒是近滕昭二将其全部翻阅，并把内容刻在光盘上交给了她。但由于缺乏经费，目前仍无法展开翻译工作。

　　陈玉芳相信，正义会得到伸张，只要坚持下去。虽然，在日本现有所谓“民主体制”下，中国原告的赔偿诉求在二审判决中没能得到法庭确认，但“这一过程的意义远大于金钱”。

　　“这些日本律师和支持者们都决心‘不获全胜，绝不收兵’，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锲而不舍地坚持战斗下去呢？”她说，“当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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