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7月26日电　(记者白瑞雪、张玉清、孙彦新)

　　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劳动力缺乏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日军的强盗逻辑一如既往：不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人力资源，不够就抢。

　　1943年前后，日军开始疯狂掳掠中国老百姓和被俘的中国军人当劳工。专家研究表明 ，在日本全面侵华期间，共强征、奴役中国劳工总数约1500余万人。其中被掠至日本的劳工据目前确认的数目仅华北地区就近4万人。

　　超强度的体力劳动，恶劣的生活条件，监工的残暴虐杀，三重折磨下的中国劳工屡屡发生逃亡事件。抗战胜利后，中国劳工陆续回国，他们中的6000多人永远地把生命留在了异乡。

　　“我们今后就可能死在这儿了”

　　91岁的耿谆，曾是国民党军某部连长，1944年在一次战斗中被俘后，与其他985名中国军民一起被押到日本充当劳工。

　　“我们是被捆绑着上的船，直到轮船到达日本下关港口，看见港口里都是日本人，还悬挂着日本旗，才知道来到了日本。我想，我们今后就可能死在这儿了。”

　　“船上有人死了，日本人把尸体裹上军毯，用绳子一捆，绑块铁，就扔进海里。船在海上走了7天7夜，一共扔进海里3个人。”

　　1944年8月，耿谆等300人到了花冈中山寮的鹿岛组铜矿。就是在这里，耿谆见证并参与了著名的花冈暴动，暴动前后共有418名中国人被虐待致死，史称“花冈惨案”。这是唯一的一例被国际法庭判为战争犯罪的迫害中国劳工案件，也是战后中国民间索赔第一案。

　　耿谆回忆说：“开始几天死一个工友，后来一天死三四个。到了1945年3月份，我们都奄奄一息了。大家饿得见树叶草根就吃，甚至还有人吃死人肉。一天，一群工友拖着一个负责焚烧尸体的同胞来见我，他跪下要求让他死。因为饥饿难耐，他将一位已死同胞的肉割下一块充饥，激怒了其他人。听说此事后，我心里像刀子扎着一样难受，老想着如何去挽救大家的生命。”

　　1945年6月30日，因不堪非人虐待，耿谆带领中国劳工于深夜举行暴动。耿谆说：“其实我知道，只要暴动必死。”

　　“由于暴动失败，除了一个人没有找到，我们全部被捕了。我被送到警察局，其他难友倒绑双手被押到花冈一个铁丝网围起来的广场。他们整整3天3夜跪在广场上，没有水喝，没有食物，日本人还用木棍狂打和脚踢。这次暴动中我方共死了151人，因为天热，日本人挖了两个大坑把尸体埋掉了。”

　　“法庭到9月11日才判我死刑，我不知道其实这个时候日本已经投降了。没多久美军就来了，我从阶下囚成了座上宾。”

　　“一个工友就是因为一碗盐水认了干娘，到现在还去日本上坟”

　　80岁的臧允传，曾是八路军游击队员，1944年春在战斗中被俘，随即被押往日本广岛作劳工。

　　“被俘后，我们在济南的战俘营里关了一个月，吃发霉的小米，没有水喝。每天都有车往外拉死尸和奄奄一息的人，我啥都不想，也不考虑生死。”

　　“每个劳工有编号，我编号是83。我的工作是操作搅拌机，一天干11个小时。天冷，我们就把水泥袋搓软做成裤腿和腰带。每天三顿饭，一顿一个窝头。没有盐吃，有人饿了就向工地附近的日本老太太讨盐水喝。一个工友就是因为一碗盐水认了干娘，到现在还去日本上坟。”

　　“战友孙喜平从车上往下卸水泥时，一袋水泥掉地上，破了。日本大队长拿起斧头朝他的脸劈去，孙喜平马上昏死过去。”

　　臧允传和战友们曾计划找机会暴动，但失败了，都被押到广岛的监狱。

　　“1945年8月6日早上刚吃完早饭，我想捉弄看守，就趴在地上喊：‘我想喝水！’这个时候我看了一下监狱里的表，8点13分。后窗突然一个闪电，没有声音，但玻璃碎了，门也没了。我跑出牢房一看，树只剩树桩了，汽车只剩铁框了，纵向的墙没倒，横向的全都垮了。天上有黑灰色的蘑菇云和火光，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爆炸声，此后3天里，广岛上空的爆炸声就没有间断过。”

　　“日本再晚一年投降的话，我们这些劳工就都没有活路了”

　　2001年12月，青岛市档案馆的档案人员发现了一份“劳工名单”，名单上记录着100个当年被抓到日本的劳工。艰难的寻找和求证发现，名单上的100人只有3名幸存者，阎明是其中的一位。

　　82岁的闫明，回忆了那段非人的生活。

　　在一个名叫大泻张的煤矿，闫明和其他几百名中国劳工开始了噩梦般的生活。

　　“我们连名字都没有了，只有鬼子为我们编的号。”

　　“煤矿干的是重体力活，稍微慢点就会被皮鞭抽得皮开肉绽。每顿饭只有可怜的一小口窝头，饿得两眼直冒金星。饿倒在工地上是最危险的。我亲眼看到，一个奄奄一息的工友被鬼子用钢钎活活插死。”

　　“死人的事每天都有，饿死的，被打死的，病死的，每天都在往外拖，那些还有口气的工友也被拖了出去活埋了。死的人太多了，来不及送出去，鬼子就在煤矿边上挖了许多坑埋尸体。一年后离开的时候，这里已经成了一大片坟墓。”

　　“大泻张的冬天滴水成冰，我们身上到处是冻疮。没有衣服，我们只好把麻袋片、树皮绑在身上御寒，冻疮被磨得血肉模糊，不少工友冻疮感染，浑身溃烂，浓血淋漓，一些感染厉害的只好窝在工棚里等死。但这样的劳工往往还没有等到死，就被鬼子拖出去活埋掉了。有12个工友发起暴动，被抓回来吊在工地上示众，鬼子和监工轮流用拇指粗的皮鞭抽打他们，惨叫声撕心裂肺。”

　　“日本再晚一年投降的话，我们这些劳工就都没有活路了。我这个小队原来有100多人，回来的时候只有50多人了。回国时，我们带回来的骨灰盒比回来的人还多，我一个人就带回了两个。找不到骨灰盒的，都成了流浪他乡的孤魂野鬼……”

　　回国后的第一件事，闫明就是四处奔波把遗骨送到难友亲人手中，但有的找不到亲人了，只好把骨灰盒就地埋葬，然后对死去的难友说：“不管怎样，我们总算是回来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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