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南京7月20日电 记者石永红

　　在南京城西清凉门外的金信花园小区，82岁的王楚英老人平静地安度晚年。回忆起60年前亲身经历的侵华日军南京投降仪式，老人激动起来，他说：“那一刻，我终身难忘。”

　　当时，王楚英任国民党新6军14师少校作战科长，作为部队的中级军官，赶到南京参加日军投降仪式。他说：

　　“1945年8月27日上午，我们分乘7架飞机从湖南芷江到南京。飞机到达南京大校场后，当地老百姓挥舞着毛巾、农具，有的还把玉米棒扔给我们。我当时眼睛都湿润了。我知道，这是南京人民在饱受日军蹂躏后，见到亲人时的激动。

　　“9日那天，南京到处张灯结彩，从中山东路到南京中央军官学校，有三处用松柏搭建的拱门，上面写着‘胜利和平’和一个象征胜利的V型符号。

　　“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定在上午9点举行，地点在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当时，我站在中外高级官员席旁。礼堂正中是投降签字区，受降席桌子边放着5把椅子，桌子中间预先放置了文具盒、文件夹和广播电台的麦克风。当时，受降席西侧是中国和国际一些高级官员，东侧是记者席。楼上是中外一般官员观礼席，大礼堂两侧各有一个签到处，备有两本签名册。

　　“8点58分，冈村宁次等7名日本投降代表来到大礼堂。他们低着脑袋，哭丧着脸。7名日本代表在投降席后排成横队，由冈村宁次领头脱帽肃立，向受降席鞠躬。

　　“冈村宁次戴着眼镜，垂着头，一言不发。他平时是很骄横的，就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之初，他还不服气，以拥百万大军自重。可是，那一刻，他低下了头，放弃了幻想。巧合的是，他面对的受降方代表何应钦，当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曾是他的学生。冈村宁次不仅为失败而低头，也是为颜面扫地而羞耻。

　　“9点04分，何应钦命冈村呈验签降代表证件。接着，何应钦将日本投降书中日文本各一份交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冈村用双手捧接，低头展阅。

　　“9点07分，冈村取笔蘸墨，签下自己的名字，并从上衣口袋内取出印章，盖于名下。他心慌把印章盖歪了，可在这样的场合下，他又不能更改，只得起身向受降席鞠躬表示歉意。

　　“我看见冈村宁次签字的整个过程手一直在抖，盖章时，他从右边上衣口袋中拿印章，边抖边盖章。”

　　王楚英还澄清了受降仪式过程中的一个细节。他说：“受降时，日本人把投降书递过来，原本坐着的何应钦一下子站起了，双手接过。这个突然站起来的动作后来被人说成没有威严。其实是因为当时书桌太宽，何应钦要接投降书，只能站起来，否则接不到。”

　　侵华日军南京投降仪式的整个过程不过15分钟，但却是王楚英一生中记忆最深刻的15分钟。“作为一名军人，我亲身参与了神圣的8年抗战，又亲眼见证了日本侵略者低头投降的一幕，这是我一生的荣幸。”王楚英说。

　　抗战胜利后，他离开大陆去香港工作，1954年回到大陆，后到南京定居。现在，他还担任着南京市政协专员的职务，从事抗日战争史尤其是中国远征军入缅甸作战史的研究工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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