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百柯

　　樊建川喜欢在夜深人静时独自面对自己的收藏品。这些物件常常会给他一种奇怪的感受，有时候甚至产生幻觉。

　　那些山西省日本占领区内的良民证突然间开了口，说的是他打小熟悉的山西话。“ 太君……”然后他看见，一双发抖的手，掏出小心翼翼揣在怀里的证件，紧紧地攥在手心，纸上甚至留下了汗迹。

　　那两根川军士兵的烟杆，一根刻着“中华男儿，上战场打日寇”，另一根刻着“旌旗一片立功劳，万马军中赴战场，马上官长传下令，不除日寇不回乡”，竟也说起话来。地道的四川话：“我们出秦岭，最后死在台儿庄。”

　　樊建川把这种经历称为“深入文物的肌理”，正是在对这些“肌理”的细致扒梳中，他感受着60余年前的那场战争。

　　最近，他在四川大邑县刚收了一个石碾子，足有5吨重，是当年用来修机场的，美军飞机从这里起飞去轰炸日军。他查阅《大邑县志》，发现当年用这个石碾子平整跑道时，因为太重而导致失手，压死了14个人。“14条人命啊。它就平静地摆在那儿，60多年了，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有那么大的功劳和血腥。你说你会不会动容嘛！”

　　樊建川的父亲当年在山西参加八路军，和日军作战，1949年后作为南下干部来到四川。樊建川曾经感叹：我的父辈是在面对面拼杀中认识“皇军”的。我们这代人是在《地雷战》、《地道战》、《小兵张嘎》中认识“皇军”的。而我的女儿已经不认识“皇军”了，她正享受着日本先进的科技产品带给她的舒适，至于“日本鬼子”，仿佛只是个遥远的传说。

　　于是他奋力为“传说”寻找物证，为记忆扎下根基，为历史修复细节。他收藏的抗战文物，迄今已有数万件，而在25年的收藏生涯中，他的各类藏品超过200万件。

　　2000年中，樊建川在上海古玩市场上淘到一张全家福老照片：祖母居中，父母分列老人左右，9个孩子簇拥在周围。照片底衬上有民国二十九年(1940)写下的毛笔题记：“无端烽火记连年，重九登高亦枉然。留得大好头颅在，遗怀诗酒自留连。”据此推测，这张照片当拍摄于1940年之前，到该年，这个原本美满的家庭已经流散四方了。

　　这个家庭是怎样分离的？是逃难途中被冲散的吗？有多少亲人是生离？又有多少是死别？樊建川凝视照片，一个一个地去阅读这些同胞的面孔，却找不到线索和答案。他抚摸照片，像触摸自己的亲人。

　　接下来是一个美丽的巧合。2000年底，樊建川在北京琉璃厂古玩市场居然无意中觅得了这一家人7年后的全家福。度过了抗战的烽火岁月，到1947年时，这家人已经添丁加口。

　　看见照片那一刻，樊建川当初被刺痛的感觉终于柔软下来，像是和这家人一样，劫后余生。

　　樊建川总在夸耀自己对于抗战的熟悉程度，“除了‘九一八’、‘七七’、‘八一三’……这些大事之外，我还知道很多历史的碎片。”在他看来，宏大的叙述往往意味着省略掉很多东西，而历史一旦过于抽象，失去细节，就会变得远离人内心的感知，变得容易消散，容易被淡忘。“你知道重庆大轰炸吧？”依稀记得。回来一翻史书，赫然写着：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日本对中国战时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日机空袭重庆达200余次，出动飞机近万架次，投弹两万余枚。“你知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不知道。回来一翻史书，赫然写着：历次轰炸中，炸死市民近12万人、伤14万余。“我告诉你，当时重庆有一个掘埋大队，专门负责挖掘和掩埋尸体。我再告诉你，这个大队至少有500人。500人啊！专门埋尸体的，你说死了多少人！”樊建川的巴掌在圆木桌上拍得啪啪作响。

　　这个掘埋大队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2003年，北京某书店拍卖一位天津藏家的藏品，《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所属各机关员役遣散费清册》。根据这一清册，掘埋大队的存在得到了证实，并且能够见到一次性遣散小半队员200余人的名单。

　　一起拍卖的，还有一份《第十二战区遣送日韩俘虏名单》，这是台湾在接受日本投降时的数百人花名册，弥足珍贵。拍卖方清楚这两份文件的价值，也知道有日本藏家准备不惜代价获得，因而定出了一个天价，20万元人民币。

　　樊建川急了。这两份文件他志在必得，但开出的价格实在高得离谱。于是他一方面和书店沟通，另一方面以涉及国家利益为由给有关部门写信，希望他们阻止文物流到海外。最终，樊建川和书店达成协议，撤拍，他以3万元的价格得到了这两份文件，同时也保存下了两段真实的历史细节。

　　樊建川当过知青，参过军，又当了几年大学教师，转业回到家乡四川省宜宾市后，一直当到了常务副市长。可他总为想做的事情做不成而感到郁闷，为很快会被同化成圆滑的官僚而感到恐惧，“总之，就是怕不能率性地生活”。1993年，他辞职来到成都，创办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如今，他已是成都房地产界的知名人物之一，同时也率性地充实着自己的收藏。

　　虽然从1979年起就开始收藏，但樊建川真正触摸到抗战的肌理，从而开始大量收藏抗战文物，是在1986年。当年，广西电影制片厂出品了由杨光远导演的《血战台儿庄》。

　　那一次观影体验是震撼性的。他第一次知道了在熟悉的“消极抗战”叙述之外，还存在着这样一个悲壮的“正面战场”。王铭章率领7000四川子弟兵死守滕县，“居然没有一个人逃跑！”

　　影片中有个镜头：中、日两军正在殊死血战，中国军队忽然在防区内发现了一座监狱，里面关着数十个犯人。长官打开狱门，对犯人们说：“听着，你们过去的一切，都一笔勾销了。外面日本人正在进攻，你们有种的，跟着我杀鬼子去！”犯人们齐声呐喊，冲出监狱，拿起武器，向着日军英勇拼杀。

　　不知道樊建川对此是否还有印象，但19年后他为一幅东北抗日联军战俘的照片写过一段文字：东北抗日联军的构成复杂，甚至有过去的土匪武装……许多人抗战前是匪，抗战后是匪，但恰恰在日本人来了这段时期，不与日军同流，而与日军作战。我们要肯定和尊重他们这一段历史。与日军作战的土匪，是好土匪。

　　樊建川十分珍爱自己收藏的一个青花粗陶杯，杯身上烧着一行歪歪扭扭的青花蓝字：“我只记得八年抗战，我和日本昨(作)战，我的腿上中了一棵(颗)炮弹。我坚决打到底，没有下(火)线！1966(年)9月15日。”樊建川猜测，这是一个当过国民党士兵的抗战幸存者在“文革”初期蒙冤在身，却无处诉说，只能将一腔悲愤注进瓷窑。

　　八年抗战，九死一生，多年来此人引以为荣的抗战经历，却因他是在“反动”的阵营中抗战，一夜间就要以为耻了。在樊建川眼中，这个杯子“非常奇特地和其他抗日军用品摆在一起，看上去充满了一种悲凉无奈和不寻常的震撼力，每每把玩于手中，都会心痛不已”。

　　樊建川的藏品中，有一组共7张“痛歼敌机，大快人心”照片，内容是1939年日机轰炸成都时，被击落的场面。参与这一壮举的刘景轼，抗战胜利后，拒绝参加内战，回乡务农。然而1953年至1973年间，他却因“历史反革命罪”坐了20年牢。

　　樊建川颇费周折找到刘景轼后，老人诉说了自己的疑惑：原本判我5年，却不知为什么又加刑3次，共15年？恰好，樊建川的藏品中还有成都市“国民党团级以上军官劳改资料”，其中写明，刘景轼“认罪态度不好，一贯强词夺理”。樊建川告诉了老人，老人立刻瞪大眼睛，提高了嗓门：“我有什么罪？我有功无罪！”

　　后来，中央电视台采访刘景轼，称他为“爱国军人”。老人在樊建川面前落下了辛酸泪：“我这辈子要的就是这句话。”“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战争，不是哪个党派的战争。”樊建川说得有些激动，“是全民抗战！”

　　为了让这场民族战争成为真实的记忆而非虚幻的言说，樊建川启动了一项颇为庞大的工程：在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兴建抗战博物馆，以展示自己多年的收藏。其中包括众志成城抗战馆、国民党抗日军队馆、共产党抗日军队馆、川军抗战馆、援华美军馆、侵华日军馆、伪军丑行馆、抗日俘虏馆，以及壮士广场。

　　记者采访当天，成都市委宣传部专程派人到博物馆施工现场审查共产党抗日军队馆、国民党抗日军队馆和伪军丑行馆的陈列大纲。据说，会上提了不少意见，核心意思是要突出重点。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县、市两级都非常重视这个博物馆，列为今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重点项目，还专门成立了指导小组，“据说下了死命令，必须在‘八一五’纪念日之前完工”。

　　整个工程中，樊建川最得意的一笔是壮士广场，将放置“中国壮士1931-1945”群雕。广场呈V字形凹槽，寓意胜利；长81.5米，寓意日本投降之日；窄端31米，寓意国土沦丧之年；宽端45米，寓意抗战胜利之年。群雕目前正在制作中，每尊高2米，选取的对象是200位著名的“抗战壮士”———共产党方面，“毛泽东及其帐下壮士”，100人，包括周恩来、朱德、左权等；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及其帐下壮士”，100人，包括何应钦、李宗仁、张自忠等。

　　樊建川心中的范本是燕赵慷慨悲歌之士，是秦始皇兵马俑，壮士们排成作战方阵，组成现代“将士俑阵”。在他的脑海中，地面将是红色的花岗岩，刻有军事地图浮雕，塑像用黑色的合金，坚硬、冷峻、锐利。

　　樊建川说，2001年在电视上看见20名韩国人断指抗议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自己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换了我，要是20多30岁时，肯定也会那样，热血冲动嘛。现在不会了，要考虑，怕痛啊。”

　　然而他还是有四川人的“脾气”的。他说，要把自己的形象放进壮士广场后面的无名士兵群像中，“我和200壮士在一起，我肯定是一个川军的形象，艰苦，穿草鞋，打绑腿，拎着马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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