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个甲子”和“十个甲子”的偶合，2005年的中国弥漫着一种特殊的历史氛围。透视抗战胜利60年的时空变幻和郑和下西洋600年的历史轮回，我们在重新体验熟知的历史情境的过程中，重新感知历史、现实和未来。

　　不需要按克罗奇的本意或历史学的通常定义来引用“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名言，但正如胡锦涛主席在莫斯科对俄罗斯二战老兵说的，“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 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在这镜子和书里，我们常常发现过去没有察觉的现实，解读出没有感悟到的哲理。

　　走过2005，就是在新的现实中体味历史的厚重与深奥，从而走向一种新的历史自觉。当代中国人执着的历史情结，可能也因此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

　　那么，在抗战胜利60年的时候，我们有什么不同于以往的感受和认知？这可能是，在铭记国耻的同时，作为战争受害者的中华民族，对“战胜国意识”应该会有更深的体会。

　　抗日战争是1840年以后中国人民在反抗外敌的斗争中第一次取得彻底的胜利。对于世界，1945年5月9日只意味着一场持续6年的侵略和反侵略战争的结束。而对中国，1945年8月15日则是长达一个世纪的外侵侮辱历史的终结。这是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一次根本性转折，因为，赢得完全独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才成为可能。

　　对于屈辱的历史遭际，当然不应有丝毫的淡漠。《菊与刀》的作者、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关于“日本人是以耻辱感为动力”的判断，或许更加适用于我们中国人。历史的激情始终是中华民族凝聚和前进的动力，这一点不会因为现实境遇的变迁而有所变化。

　　不同的是，经过整整一个甲子，我们完成了从“受害者”到“胜利者”的历史角色转换。这是民族心理从弱者到强者的历史性跨越。从来不会有人怀疑抗战史是一部胜利史，但只有在民族复兴的轨迹清晰地勾勒出回归大国的坐标时，我们才可能最终体验“胜利意识”的完整涵义。

　　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我们还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原本如此的简单道理，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当年所讲的，“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60年后，西方舆论也比以往更加明确地指出，不能忘记中国的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付出的代价和做出的贡献。抗日战争的世界意义，为我们重读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今年，对60年来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一基本事实，我们可能也会有一层新的理解。从理论上讲，中国从一开始就处于战后世界秩序的中心，但事实上，直到最近我们才走到真正意义的舞台中央。这恐怕是“世界意义”姗姗来迟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个耐人寻味因而具有解读价值的历史文本，是始于1405年的“大航海”。

　　从表面看，“郑和下西洋600年”正好为现实中的中国崛起提供一幅恰如其分的历史背景。作为世界航海时代的先驱，郑和所代表的大明王朝，迈出了可能是人类从陆地跨向海洋的第一大步，既显示了中华帝国的实力、眼界和胸怀，也因此奠定了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格局。

　　继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中高度赞赏中国航海图的精确之后，另一个英国人——孟斐斯，正试图改写世界航海文明史。那就是，中国人比欧洲人差不多提早一个世纪完成了“地理大发现”。因为发现“新大陆”而被誉为“最伟大的航海家”的，不是哥伦布、麦哲伦或达伽马、库克，而是中国的郑和。

　　无疑，这一尚无定论的考古发现是激动人心的。但在重温历史辉煌的时候，我们不会忽视另一点没有争议也更加刺眼的史实。这就是，在完成航海之后不久，明朝便实施海禁，中国历史从此出现邓小平所说的“从明中叶算起”长达“300年的闭关自守”。在一个预示崛起的壮举之后，是漫长的衰落。

　　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说，“任何文明都不能想当然地自以为是。一旦把握不慎，就会有一个黑暗世纪在前面的路口等着你”。从辉煌到落败、从强者到弱者，踏上历史的岔路口往往只是一小步。从这个角度看，“郑和下西洋600年祭”给我们的启示，意义并不在“7·11”设为中国第一个“航海日”之下。

　　关于“甲子”的断想，起点和落点都在于600年来中华民族面临的“第四个战略机遇期”。15、16世纪的“资本主义曙光”基本是在缺乏自觉的混沌中错过的。19世纪后半叶，当日本以明治维新启动了“激荡的百年史”，我们在艰难的摸索中沉沦。二战后，虽然走上正确的现代化道路，却由于一再蹉跎而再一次落伍。是因为在过去20多年的压缩时空中走完别人近一个世纪的路程，我们才确立今天的历史方位。还不能肯定，“机遇期”已经被我们一劳永逸地彻底抓牢。

　　但可以确信，在完成又一次难得的历史感悟之旅的时候，我们的目光一定更深远、胸怀一定更宽广、步伐一定更坚定。文/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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