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16日深夜，日军汉口广播电台中止正常广播，插播一则惊人消息：

　　据前方战报：大日本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在本日“扫荡”湖北宜城沟沿的作战中，向敌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发动了决定性打击而将其消灭。在遗尸中发现了支那大将张自忠总司令及其下属幕僚、团长等多人，同时缴获大量军事文件和军用地图，收到极大战果。

　　张自忠总司令，字荩忱，卢沟桥事件爆发时，是天津市长兼当地中国军第三十八师师长，性格温厚，威望极高。中国事变爆发以来，如此高级的指挥官战死，这是第一个。张总司令以临危不惊、泰然 自若之态度与堂堂大将风度，从容而死，实在不愧为军民共仰之伟丈夫。

　　我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殓入棺，拟用专机运送汉口。

　　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获此消息，极感震惊，连夜致电第五战区查询：

　　现谣传张总司令战死，情况究竟如何？请速回电告知。

　　第五战区复电答称：

　　自删日（15日）以后即失去联络，情况不明，现正积极查询。

　　18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再电重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证实第三十三集团军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确于16日战死在宜城南瓜店沟沿一带。

　　将星殒落，三军折柱。蒋介石深为张自忠的忠勇所感，震惊、悲痛之余，急电前线，告谕官兵：

　　顷悉荩忱总司令亲临前线督战，壮烈阵亡，噩耗传来，痛悼万分！顾荩忱忠贞英勇，牺牲成仁，本其素志，光荣一死，炳耀千秋！惟在此抗战中途，将星忽殒，使国家遽失长城，损失过大，其何以堪？此中追念素所信赖爱护之袍泽，不禁悲痛无已者也！至荩忱尽瘁抗日，功在国家，所有表扬抚恤诸事，自当从详拟订，呈请国府明令施行。其所部，请代中善为抚慰，务继荩忱总司令之遗志，益加儆奋，俾得复仇雪耻，完成抗战最后之胜利，以慰其在天之灵，是所切望！闻耗仓猝，未能尽意。现荩忱遗体，已否寻得运回？其阵亡详情，均盼详报。

　　此电发出后，蒋介石即焦急等待第五战区答复，19日一天却未见五战区复电。20日，蒋介石再电李宗仁，询问张自忠遗体下落，电曰：

　　张荩忱同志遗体究有寻获否？战争胜负，兵家之常，无足为虑；而忠烈遗骸， 如不觅得，实为我全军上下终身之遗憾无穷，特望注意。

　　当日，李宗仁复电告知，已派军将张总司令遗体抢回，并拟于近日运往重庆。蒋介石这才放下心来。

　　抗战以来，以上将衔集团军总司令职亲临前线，战死沙场，张自忠为第一人。

　　视死如归

　　张自忠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在他生前留下的并不多的言论中，出现最多的字眼，恐怕莫过于“死”了。 在给弟弟自明的信中，他说：“吾一日不死，必尽吾一日杀敌之责；敌一日不去，吾必以忠贞至死而已。”在对部下训话时，他说：“我们军人要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算完成军人的责任。有机会，我一定带着你们找一条死路去。”在与孙连仲谈话时，也表示要“等待时机，舍身成仁，给全军树立一个榜样。”谈来说去，离不开一个“死”字。

　　的确，古往今来，生与死都一直是对军人的最大考验。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生死观，如果不把自己的生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军人，更不可能成就轰轰烈烈的功业。在同部属的谈话中，张自忠曾就生与死的问题作了阐释，他说：“人生平均年龄不过五十左右，事业之成就与否亦唯五十左右而定。故吾人应知努力之时机倏忽即逝，倘不急起直追，则必遗害终身，永成憾事。即令终老一生，但最后亦不免一死，与其庸碌而死，当不如轰轰烈烈建立一番事业。既有裨于国家，复获显贵之名誉，则虽死不死矣。”这是何等精辟的见解！

　　正是在这种生死观的支配下，张自忠每战必留遗嘱，抱定必死之心，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大家既为他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所鼓舞，也为他的生命安危而担忧。为此，他的苏联炮兵顾问劝他说：“高级统帅，不宜过分靠前。欧战那样激烈，总司令进至山炮射程以内，尚无所闻。”李宗仁也曾不止一次地劝告过他，但张自忠依然故我。一直跟随张自忠的手枪营营长杜兰哲再也按捺不住，毅然上书进谏说：设官分职，各有专责。一个指挥大军的兵团总司令，应该运筹帷幄，掌握全盘，决不应该带领少数人到第一线与敌人拼命。否则，对整个战局和国家的安危都是十分不利的。

　　翌日，杜营长又找到张自忠，含泪哭谏，直讲得涕泗横流，泣不成声。张自忠也被这至诚的情义感动得落下眼泪。他动情地对杜营长说：“你的建议是对的，但我有我的想法，日本人之所以敢如此猖狂，不是他们不怕死，而是我们中国人太怕死了。如果我们不怕死，他们怎么敢为所欲为？所以，我想以自己的行动乃至头颅和生命激励人民战胜日本。我死了，总司令有人当，怕什么？不要哭了，也不要再说了，你的心意我很理解。”

　　1940年4月5日从四川传来一个噩耗：张自忠的老上级、原二十九军军长、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一代爱国名将宋哲元将军在绵阳病逝。

　　张、宋二人患难多年，情谊极深。宋将军的死，使张自忠失去一位可敬的长官，也痛失一位兄长和知己。尤其宋将军是在郁郁不得志的困境中含恨而逝，更令张自忠思之怆然。

　　4月17日是为宋将军出殡的日子。张自忠、冯治安率领三十三集团军主要将领，专程由鄂北前线赶赴四川绵阳送殡。追悼仪式上，他与冯治安、刘汝明联名为宋将军敬献挽联：

　　率全军哭我公虽死犹生敢继执干戈卫社稷之志，

　　感知己报祖国此身尚在决不苟富贵惜生命而存。

　　这副挽联准确地表达了张自忠此时此刻的心情。返防后，他又率领三十三集团军全体官兵，为宋将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后，他致信冯治安说：

　　佟（麟阁）、赵（登禹）死于南苑，宋又死于四川，只余你我与刘（汝明）、 石（友三）数人矣。我等不知几时也要永别。我等应即下一决心，趁未死之先，决为国家、民族尽最大努力，不死不已！如此就是死后遇于冥途，亦必欢欣鼓舞，毫无愧怍。

　　这表明，宋哲元的去世，更进一步坚定了张自忠战死沙场、为国捐躯的决心。

　　一个人，当他决心赴死之时，一切困难与艰险均不在话下，所有烦扰和忧虑也均可置之度外；惟独有一样割舍不下，就是对亲人的思念。

　　自从1937年9月张自忠在天津与家人离别后，再也未能与他们相见。1939年春，张自忠的家人已由天津迁往上海。同年5月随枣战役期间，张自忠的结盟兄弟沈克由上海赴重庆途经湖北时，来到襄东前线看望他。两人相见甚欢，倾谈了三个晚上。临别时，他特别嘱咐沈克：“你回去后一定叫你的义女廉云到前方来看看我，千万记着叫她来看看我。”

　　1940年初，他给廉云、廉瑜写了一封亲笔信。此信原件已佚失，但廉瑜至今仍能记起信中最后的几句话：“大时代的女孩子，应求知识，求经济独立，不要像你们哥哥那样，做衣裳架子。”这是张自忠生前留给两位女孩的最后几句话，被她们视为宝贵的遗嘱。

　　4月1日，张自忠又致信自明说：“近来虽困苦点，但精神上却十二分快慰，身体也好，一切一切均好。惟近来思家之心极切，尤其是万分想念吾母。每想及此，不觉就非常难过。”

　　4月15日，张自明通过三十三集团军驻上海秘密办事处电台与张自忠联系，准备带廉云和廉瑜赴湖北前线看望他。正待动身之际，忽接张自忠复电：“删电悉。待一个月后与瑜、云一同来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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