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在中央台热播后，不仅在观众中引起很大反响，而且还引起广大观众对西汉历史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历史的强烈关注。为此，本刊特约中国人民大学孙家洲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彭卫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王子今教授、北京大学刘华祝教授从不同角度分别撰稿，解析汉武帝其人及西汉前期的历史，希望这组文章对读者了解此段历史有所裨益。

　　“汉武盛世”的多元组合

　　孙家洲

　　自古及今，国人的“盛世”情结未曾衰减。近来对“汉武盛世”的关注，再次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今人对历史盛世的强烈关注，或许多少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强国梦”有某种暗合之处。“汉武盛世”与其他几个历史时期的“盛世”相比较，在气势恢弘、开拓进取诸方面，确有其卓绝之处。早有历史学家指出：古代中国的政治统一，完成于秦始皇；而文化的统一、制度的统一，则完成于汉武帝。他的时代以功业显赫、垂范后世而留名青史。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认为探析其“盛世”局面形成的原因，远比感喟其辉煌的表征更为重要。诸种因素的合力作用，往往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讨论“汉武盛世”的成因，也应该遵循这样的认识方法。

　　励精图治的共同追求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他继承了“文景之治”的全部历史遗产，其中既有社会稳定、人心归向、经济富裕的优势，也有制度残缺、国家控制能力薄弱的遗憾。“文景之治”时期奉行的“无为”政治，有助于经济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它可以导致社会的安宁，但是不足以导致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的到来。

　　在是否需要改革求治的根本问题上，关注时政的儒学大师董仲舒应时而出，倡言：“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汉书·董仲舒传》)在强调“以孝治天下”的汉代，对祖宗的成规遗意，后人只有恪守的义务，而无变更的权利。而董仲舒却有勇气蔑视政治禁忌，“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的定评，即便不是对“文景盛世”的否定，也是包含着无尽的遗憾。在呼吁以改革而求治方面，董仲舒无疑站在时代的前列。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并非是董仲舒的独特之见，一介文士的司马相如，也对汉武帝的进取功业酣畅淋漓地加以赞颂：“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汉书·司马相如传下》)汉武帝自称“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资治通鉴·汉纪十四》)。一时君臣都把变法求治、造就盛世，作为自己理应承担的历史使命,而且在励精图治的进程中，汉武帝得到了一批时代精英的拥戴，甚至是推动。

　　纵观汉武帝时代的基本走向，特别是将它与此前的“文景之治”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这样的趋势：不屑于追求稳定和“守成”，而立足于“更化”以求强盛。汉武帝与他的统治集团，为了国家的振兴和强盛，敢于知难而进，不怕承担责任，并有驾驭大局不使失控的能力。

　　尊重人才的政治意识

　　国势的强弱，取决于人才的去留。在竞争激烈、事功显赫的年代尤其如此。使不同风格的英豪俊杰各尽所能，是汉武帝成就盛世大业的人事保障。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列传》的“赞”中，大力褒奖武帝时期人才之盛，称之为“群士慕向，异人并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他所论列的时代精英有：主父偃、卜式、卫青、金日磾、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石建、石庆、汲黯、韩安国、郑当时、赵禹、张汤、司马迁、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严助、朱买臣、唐都、洛下闳、李延年、桑弘羊、张骞、苏武、霍去病、霍光，“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最后一句，道出了这些人才在缔造盛世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稍微了解汉代历史的人，对上述不同凡响的人物都会心怀敬意。在军功显赫的年代，文士难免受到压抑，其作用容易被忽略，其贡献容易被抹煞。兹选择汉武帝时代的部分文士为例，略述其功业。他们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关头，表现出超乎常人的预见性、判断力和实际操纵能力。

　　在提高儒家的学术影响直到确立其独尊地位的过程中，辕固、赵绾、王臧、董仲舒、公孙弘都各有其历史贡献。主父偃堪称汉武帝时代的纵横之雄，他分析政治利害鞭辟入里，而其敢作敢为的性格更使人敬畏有加。在削弱藩国的进程中，他提出的“推恩令”，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董仲舒不仅建议“独尊儒术”从而奠定了儒家的政治地位，且对当时的政治弊病颇多中肯的批评。如针对西汉前期“任子制”与“赀选制”等任官制度产生的流弊，董仲舒就在对策中提醒过汉武帝。他还提出要及早解决土地兼并之害，统治者未加采纳，结果到西汉后期竟然成为无法解决的痼疾。司马迁的史学贡献，使他成为我国正史的开山鼻祖。他的治史宗旨和批判精神，都被后世奉为楷模而难以企及。司马相如的辞赋，纵横挥洒为百代楷模；同时，他服务于武帝开发大西南的两篇文告，文辞犀利，充满了雄迈之气，不失为汉代政论妙文之一。东方朔号为“滑稽之雄”，在百代雄主汉武帝之前，或者直言进谏，或者以玩世不恭的方式嘻笑怒骂，实则忧国忧民出于至诚。即便是在军事领域，汉武帝时期的文人也有不俗的表现。严助在用兵越地之时表现出的决断力，在朝廷群臣之中罕有其匹；平越之后奉旨向淮南王刘安申明朝廷用兵必要性，则表现出他擅长辩论的能力。

　　汉武帝时期的文士之中不乏一流的人才，这与汉代雄健豪放的时代精神直接相关，也与汉武帝破格用人的雅量相关。他还鼓励毛遂自荐式的人才选拔方式，一时之间“上书拜官”成为竞进者步入官场的捷径。主父偃等人上书论政，当日就得到武帝召见，并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求贤若渴之情溢于言表。武帝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思想和实践，自有其值得发掘的价值。

　　审时度势的制度变革

　　汉武帝时期的政论家严助，总结汉武帝时代的特点：“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汉书·严助传》)班固在论及这一问题时，也特意强调“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内改法度”(《汉书·循吏传》)。类似议论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立论取向：特别推崇汉武帝大力推行制度变革。

　　以立法削弱藩国势力。汉初推行的“郡国并行”之制，容易造成“尾大不掉”的流弊，其危害性在“吴楚七国之乱”中已经充分暴露出来。因此，汉景帝挟平叛之余威，颁布过贬抑藩国地位的新规定。汉武帝继之创设诸多制度法令，极大地削弱了藩国势力，使之无法再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实施了“推恩令”。把本属于王国的部分领土，新立为侯国，并且改变其原来的隶属关系，使之归属于附近汉郡。其客观效果是“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汉书·诸侯王表序》)此外，还有阿党法、左官律、附益法等相关立法适时出现。这几个法律制度，交互为用，使诸侯王国受到根本的抑制，地方势力坐大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完善监察制度。为了强化对百官的监察，汉武帝增设了司隶校尉和十三部(州)刺史。司隶校尉主要监察京畿地区，甚至皇太子、三公也在其监察的范围之内。刺史则“以六条问事”，除了一条是监察地方豪强之外，其余五条都是针对郡国一级高级地方官的不法行为。汉武帝时期的吏治较为清明，与多层次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监察、监督制度密切相关。

　　推行垄断经济政策。汉武帝一改前人法度，推行了一系列的国营垄断经济政策。特别是官营盐铁、垄断货币的铸造权与发行权、推行“均输”和“平准”等与经营相关的新法规，成为汉武帝时期增辟财源的有效途径。史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

　　如果没有这些制度革新，就不可能出现名垂千古的汉武帝盛世。制度建设对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是最为根本的。它的影响之巨大，远远超出于“明君”的个人作用之上。

　　战争体制的动员作用

　　凡是涉及制度、政策的重大改革，往往会受到持重者的反对，从而表现为层层的阻力。而汉武帝时代先后推行过那么多的新政，却没有引发多少争议。其中的原因何在？一个大概合理的解释是：长达30多年的战争，使得国家处于长期的战争状态，在一切服务于战争的体制之下，国家的管理者最容易把全国的人力物力动员到一起，随意加以调拨和使用。开动战争机器，从来都是强化集权制统治的有效手段。

　　其中一个显著的事例，足以说明问题。国营垄断经济政策的实施，涉及多方面的利益矛盾，也是武帝身后引发争议最多的问题。理财大臣桑弘羊作为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在著名的盐铁会议上，为了回击论敌的批评，分析了导致经济变法的主要原因：长期的边疆战争耗费了国库积蓄，武帝不得不寻求新的财政来源，以支撑大量的军费开支。这一理由使得他气势大增。可以想见的是，在削弱地方力量、剥夺宰相职权以及开通西域、整肃游侠等方面，汉武帝都有理由借助于战争体制。

　　在这里，特别应该强调的是，以武力征伐为主要内容的“盛世”，不可能是田园牧歌的世界，暴力曾经是无法避免的手段，民众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在我们关注古代“盛世”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这一点。

　　汉武帝一生的两个关键点

　　彭卫

　　一个人在一生之中，总会有若干个关键之处。

　　已故的张维华先生在《论汉武帝》长文中将其一生分为三个时期：即位后的第一个20年、即位后的第二个20年以及最后的14年，其相应的年龄段分别是15—34岁、35—54岁以及55—70岁。我猜想张先生大概是以人的生理阶段作为标准的。

　　少年刘彻对游猎的冲动十分强烈。他要臣下把自己常去游玩的一大片地区划作皇家园林的一部分，专供自己射猎。东方朔批评他夺民之地与民争利，甚至上升到“非所以富国强民”的高度。刘彻虽给东方朔升官赏金，算是间接承认了错误，但仍按己意行事。如此看来，刘彻骨子里的率性、固执根深蒂固。然而在他的性格中也有这个年龄段难得的早熟的一面。刘彻即位九个月后，召开举贤良对策会议，制书写道：我的目标是不仅让国内百谷丰登，百姓幸福，而且也使国外人民乃至天下草木都得到“德润”。刘彻“多自作诏”，这道制书很可能也是他的亲笔之作，反映了他少年时代的政治观和人生观。无论放在哪个时代，这段话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自白，而一个理想主义者通常不会把自己的生命磨蚀在享乐之中。从文献记载看，刘彻的早年生活交织着游猎和治国，我们不清楚这个少年皇帝是如何分配有限的时间的，但从这段时间他的治国举措(从建元元年至五年的大事有举贤良对策、颁养老令、议立明堂、出兵闽越、改币、置五经博士等)来看，他的确是在治国和纵情上找到了平衡点。“亡国自荒主，破家多膏粱。”一个少年在大量诱惑面前比较好地把握住了自己，着实不易。

　　武帝的功业基本上是在其壮年时期完成的，其中的许多业绩展示了这位雄才大略皇帝的胆识和智慧。但是，有一件大事却出现在他的晚年。根据现代心理学的研究，一个人到了晚年，性格和情绪会发生某些变化。有的人猜忌心增强，有的人思维混乱，有的人执拗而难以理喻，当然也有的人更加睿智平和。古人的心理是否完全与今人相同不好说，但在老年刘彻身上却似乎印证了“古今一理”之言。关于戾太子刘据蒙冤而死的“巫蛊之祸”的记载主要见于《汉书·武五子传》和《刘屈氂传》。前一个《传》云：“上春秋高，意多所恶，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这是说老年刘彻忌讳和猜忌甚多。后一个《传》说，武帝在甘泉宫听到太子起兵，丞相刘屈氂“秘之”，大发脾气说：“事籍籍如此，何谓秘也？丞相无周公之风。周公不诛管、蔡乎！”刘据是武帝29岁时方得之子，史书有刘据行冠礼后武帝为其修建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的记载，可知武帝对这个儿子是十分喜爱的。知子莫如父，以刘彻对儿子的了解，以刘彻的政治判断力，只要静下心来，细细想一想，就不会鲁莽行事。但刘彻却没有这样做。强烈的猜疑心理破坏了他的正常思维，看他不伦不类地说周公诛管、蔡，就知道他当时的心智已是全乱了。

　　就是这场“巫蛊之祸”，前后被杀数万人。这是汉武帝时期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武帝本人的精神也受到很大打击，在此后一段时间中，他显得有些恍惚。但是当时的危机还远不止此。一是由于无休止的征伐匈奴，导致国库空虚。对匈奴用兵并没有讨到丝毫便宜，李广利率领七万大军败降匈奴更是有汉以来军事上前所未有的惨败。二是严重的土地兼并招致民众的强烈反抗。文献中有“群盗并起，至攻城邑，杀郡守，充满山谷，吏不能禁”这样惊心动魄的记录。后来的史学家如司马光认为此时的情况和秦始皇时已差不多。其实，这时的局势不仅有始皇晚年的情形，也有秦二世时的状况。

　　文献没有记载老年刘彻是否与大臣们详细讨论过当时的局势，以古代史官的传统，漏载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更可能的情形是刘彻自己在思索，这是在亡子(太子)懊悔和悲伤后的思索，是在天下大乱中的思索。思索的过程甚至是痛苦的，因为它意味着对以往一些建树的否定。这对于一位曾经有过巨大成功心高气傲的老人来说，更加不易。以后发生的事情是人们所熟知的，即宣布停止对匈奴用兵，实行富民政策，罢斥方士，禁苛暴，止擅赋，给自己的继承人留下了一份虽然还是残破却有着良好基础和思想氛围的家业。

　　在关于武帝晚年不多的记载中，伴随着改变国策，常能见到老年刘彻的自我批评，如在《轮台诏》中说“曩者，朕之不明”；对群臣说“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又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一个封建皇帝说自己愚蠢糊涂，说自己给国计民生造成了灾难，的确难能可贵。

　　汉武帝“冠于百王”的功业

　　王子今

　　汉武帝时代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英雄时代,汉武帝也是创造显赫功业的历史英雄。近代学者夏曾佑在他的著作《中国古代史》中说，历代帝王，有的是“一朝之皇帝”，比如汉高祖，然而又“有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者”，比如汉武帝。说汉武帝是“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者”，是因为他确认的历史路径、开启的文化风气、创立的政治制度、拓定的国家疆土，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都非常长久。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为《创造历史的汉武帝》一书作序时写道，历史人物的决定，可以“终乎在诸项可能之中抉择了演变的方向”。他说，“方向一旦定了，历史不能再回头，后人遂只有接受这个事实，再作下一步的抉择。”所谓汉武帝“功越百王”，“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就是因为他选择的“方向”对后世产生了规定性的作用，人们“只有接受这个事实”。而这“方向”的确定，是由一个个事件的发生和处理、一项项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表现出来的。汉武帝时代有许多重大的举措，都如同秦汉史研究大家劳榦所说，体现出这位历史人物的“大智慧，大决断”。

　　1、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是汉武帝时代影响最为久远的文化政策。汉武帝贬抑黄老刑名等百家言，起用文学儒者至数百人，齐鲁儒学之士纷纷西行，进入执政集团上层。儒学学者在文化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结束，中国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变化是和以“汉”为标号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形成大体同步的。现在总结汉武帝时代思想文化的格局，多使用“独尊儒术”的说法，其实，这种表述方式出现较晚，不能准确地反映历史真实。当时最高执政集团的统治方略，其实是“霸王道杂之”。即使对汉武帝决策多所谘议的儒学大师董仲舒，终生也未能真正显达。宋人诗句“追惜汉武世，仲舒道硗确”，描绘了历史的这一侧面。

　　2、兴太学，是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举措。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接受董仲舒的献策，采用公孙弘的方案，创建了太学，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官立学校于是出现。太学虽然起初规模很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50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进步的方向。太学生的数量逐渐增多，汉平帝时已经多达数千人，王莽时代进一步扩建太学，一次就兴造校舍“万区”。太学的兴立，进一步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使贵族官僚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改变，一般中家子弟参与行政的门径得以拓宽，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机会。

　　3、削藩事业不通过战争形式而达到目的，被公认为汉武帝政治成功的典型实例。汉武帝颁布“推恩令”，收到了“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的效用。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谋反事件发生后，汉武帝用严酷手段肃清其宾客党羽，又颁布“左官律”和“附益之法”，以此控制人才流向，压抑诸侯王属下官吏的地位。此后，诸侯只能衣食租税，不得参与政事，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加强。

　　4、察举制的确立，在中国选官制度史上有特殊的意义。汉武帝在即位之初的第一年，就诏令“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6年之后，又下诏策试贤良。特别是在这一年，明确规定了郡国必须选举的人数。察举制的施行改变了世官制的传统，劳榦因此指出，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

　　5、出击匈奴，是汉武帝最大胆的决策。他克服各种困难，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由于对战争主动权的牢固把握，这一战争后来又具有了征服匈奴的性质。汉武帝以军事胜利为条件实现了汉帝国的疆域扩张，使得南越归服，朝鲜置郡，夜郎入朝，匈奴北遁。而北边军事形势的改变，使西北地区的开发也进入了新的纪元，打通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往的通路。正如秦汉史专家张维华在《论汉武帝》一书中所指出的，这一举措“不仅对于中国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即对于整个东方的历史，亦具有重大意义”。西北方向的长期作战，使社会承受了沉重的负担，据说一时“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对“武皇开边”的批评，历来音声响亮。唐人有“贰师骨恨千夫壮，李广魂飞一剑长”，“谁知汉武轻中国，闲夺天山草木荒”的诗句。宋人诗作亦谓“汉武爱名马，将军出西征；蹀血几百万，侯者七十人”。但是清代学者赵翼说，“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近世也多有学者肯定这种“缔造中国疆域之伟绩”。

　　6、统一货币，官营盐铁，推行均输和平准制度，以及强化重农抑商政策等，作为汉武帝推行的经济政策，使西汉帝国的经济基础得以空前强固。以币制的确定为例，其合理性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五铢钱法，轻重适中，自后以迄清末，铸钱莫能出于五铢标准之外。”

　　7、轮台诏的颁布，是汉武帝政治生涯中的一个亮点。汉武帝晚年，曾经指使酷吏清查“巫蛊”，导致数万人冤死的空前大狱，这就是西汉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处理“巫蛊”一案的官员在宫中“掘蛊”，利用汉武帝和太子刘据的政策分歧，甚至直接冲犯皇后和太子。刘据无以自明，举兵反抗。汉武帝亲自指挥镇压，双方在长安城中大战五日，死者数万。刘据失败后出城逃亡，因追捕而自杀。事变之后，“巫蛊”冤情逐渐显现于世，汉武帝内心有所悔悟。他命令一一处置迫害太子事中立功受封者，在刘据去世的地方筑作思子宫与归来望思之台，以示哀念。汉武帝又认真反思刘据政治主张的利弊得失，利用汉王朝西域远征军战事失利的时机，开始了基本政策的转变。他公开承认：“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又向臣民宣布，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统统予以罢除！他在正式颁布的被誉为“仁圣之所悔”的轮台诏中，深陈既往之悔，否定了将西域战争继续升级的计划，表示当今政事，首要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决意把行政重心转移到和平生产方面来。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表明“思富养民”的决心。后来的“昭宣中兴”，因此奠定了基础。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此写道，汉武帝有种种过失，“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然而，“秦以之亡，汉以之兴”，是因为汉武帝能够“晚而改过”，及时扭转了局势，“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我们在认识汉武帝的业绩时，首先应当明确，对于其成功的肯定，不能忽略专制政治的背景。对于这种成功的历史分析应当是具体的，如果一味堆砌“伟人和天才”，“中国历史上的一位真正的太阳之皇、圣武大帝”这样的颂词，不仅无益于准确地说明历史真实，也不免回复帝制社会臣民奴性心理之嫌。汉武帝虽然史称“雄才大略”，但善政的背面多有祸民的事实。而神仙迷信和长生追求，也留下千古笑柄。清末民初的民主志士易白沙曾经著《帝王春秋》，“举吾国数千年残贼百姓之元凶大恶，表而出之，探其病源”，所列诸种罪恶中，“弱民”、“虚伪”、“奢靡”、“愚暗”、“严刑”、“奖奸”等，汉武帝均不能免。有的人说，回顾汉武帝的功业，可以振奋民族精神。我们应当明了，现今应当振奋的是鲁迅曾经热情称颂的当时那种“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的精神，借用西汉人的表述习惯，即表现出“奋疾”、“驰骛”、“奔扬”风格的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而必须与民族沙文意识和军事霸权主义划清界限。和汉武帝的功业有关，西汉人形成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强烈的国家意识，但是汉武帝本人的民族情结，其实却并不狭隘。比如金日磾的信用，就是明显的例子。劳榦写道，“旧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自武帝托孤于休屠王子，天下向风，共钦华化，而金氏亦历世为汉忠臣，虽改朝而不变。”这样的历史事实，值得我们深思。

　　杂谈汉武帝时期的历史人物

　　刘华祝

　　汉武帝刘彻奋其先辈五世之余烈，施展其雄才大略，创造了震古烁今的辉煌业绩。在书写汉代历史最光彩夺目的篇章的过程中，他大胆改革选官制度，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并知人善任，使得各方面人才风起泉涌，极一时之盛。

　　董仲舒是汉武帝时期出现的一代儒学大师。公元前140年，17岁的汉武帝一即位，就诏举贤良。亲自策问后，拔董仲舒为第一。他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创太学，置五经博士，让地方官推荐孝廉、贤良文学，使此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理论，“刑德互济”的政治学说，“三纲五常”的道德论，标志杂糅法学、阴阳五行的新儒家思想的形成。董仲舒还以“春秋大一统”为汉武帝强化皇权作了理论准备。所以，他的学说符合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汉书·汲黯传》)的性格，很合理地成了汉王朝的主流思想，并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

　　公孙弘为汉武帝时由儒生任丞相的第一人。公元前130年(元光五年)，在贤良文学对策中，汉武帝擢“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儒者”，公孙弘为第一。一年内官至左内史。四年后升为御史大夫。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为丞相，封平津侯。公孙弘少为狱吏，年40余始学《春秋》杂说，又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为人圆猾狡诈，每朝会不肯庭争，以此得到武帝赏识。他生活俭朴，俸禄皆以给故人宾客，家无余财。然性格外宽内忌，睚眦必报。如对提出“推恩令”以削弱诸侯的名臣主父偃、对董仲舒、对治黄老之学的名臣汲黯等，他都有怨必报，其品性阴暗的一面暴露无遗。但也正因为他事君与做人奉命唯谨，善于察言观色，唯汉武帝马首是瞻，所以官运才能亨通，以80高龄死于丞相之位。在他之后先后为丞相的李蔡、庄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等，除石庆因“醇谨”寿终正寝外，其他人都因种种原因死于非命。

　　以儒为主而兼采众家之长的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先后为太史令、中书令，伴随汉武帝数十年之久。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而触怒武帝，被处腐刑。出狱后尊宠任职，发愤完成了《太史公书》(《史记》)的著述。此书对后世史学、文学影响甚为深远。但就司马迁的为人处事而言，他在受刑前后可谓判若两人。之前，他不顾官微言轻、满朝文武“顺上指”而为李陵仗义执言；之后，他对将要受死刑的挚友任安的求救冷漠不睬。可见，他对汉武帝的专断嗜杀也只有逆来顺受，为完成自己的著书目标而明哲保身。

　　在汉武帝时长期对匈奴的战争中，形成了以大司马大将军卫青、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为代表的军人权势集团。当时，一大批功勋卓著的将军，如李广、程不识、张骞、公孙贺、公孙敖、苏建、李息、张次公、赵食其、郭昌、荀彘、路博德、赵破奴等等，皆有名于时。他们或出任公卿，或为地方郡守将相，一时成为左右朝政的实力派。为解决军旅数发带来的财政困难，汉武帝实行统一货币，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他任大盐商东郭咸阳、大冶铁家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任幼能心计的洛阳贾人子桑弘羊管计算，任杨可主持告缗。这些人尽心尽力协助武帝的财政改革，抑止了商人活动，充实了国库，也加强了中央集权。

　　为强化皇权，严惩不法的宗室、外戚、豪强富商和游侠，武帝比其父辈更加重用酷吏。当时著名的酷吏有张汤、赵禹、周阳由、王温舒、杜周等，不胜枚举。王温舒杀河内豪强，流血十余里，株连千余家。杜周为廷尉，专伺人主旨意为狱，以诏令捕系者多至六七万人。武帝还让张汤、赵禹等人条定刑法，以致律文冗繁，官吏因缘为奸，往往“罪同论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汉书·刑法志》)。酷吏嗜杀成性，妄杀无辜，虽维护了皇权，也激化了社会矛盾。

　　汉武帝朝的官吏中最品行不端的就数佞臣江充了。他因与妹夫赵太子丹交恶，诣阙告丹诸不法事，致丹死狱中。因为人伟岸，容貌甚壮，胆识过人，被武帝任为谒者使匈奴，归来后任为直指绣衣使者，“督三辅盗贼，禁察逾侈”。他奉法不阿，所言中上意。卫太子家吏乘车马行驰道中，亦遭其惩治，遂与太子有隙。后巫蛊事起，见武帝年老，怕他死后太子可能报复自己，故欲借巫蛊陷害太子。他领人掘巫蛊于太子宫，太子惧，亲手斩之。太子败后，武帝知江充诈，遂夷灭其三族。

　　汉武帝时的官吏为数众多，还有如诙谐敢谏的东方朔，文学之士司马相如等，限于篇幅而不能悉举。前面简介的也多为人物个性，若就其共性而言，大多是善于揣摩“圣意”、阿谀人主之徒，这恐怕与汉武帝的专断嗜杀的威严有关。也可以说是时代使然。当然，这是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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