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报道：世行专家称发展中国家无须恐惧中国崛起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撰文指出，中国的经济力量及其所产生的榜样力量将推动对抗贫穷的斗争，发展中国家无须恐惧中国崛起。

　　中国发展惠及世界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1—2月号发表了世界银行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学家霍米·哈拉斯所写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今天，中国掌握着北美洲、欧洲及其它地区的大部分出口市场———贫穷国家对这些市场一直垂涎三尺。若不是中国也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最大主顾之一，这种情况将给许多国家带来麻烦。中国每年4000亿美元的进口额中有45%来自发展中国家，而进口贸易额在2003年又增加了550亿美元。事实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贸易逆差。中国对基础商品(主要由贫穷国家制造)的需求十分强烈，从而抬高了粮食作物和铝、钢、铜、棉花和橡胶等工业原材料的价格。对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靠这些产品的收入谋生的农民来说，全球性的价格飙升来得正是时候，它扭转了几十年来价格不断下跌的局面。中国还成为惠及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区域贸易良性循环的中心。诚然，中国吸收了大量的原材料，但目前其进口商品的4／5都是制成品，包括办公用计算机、电信设备和电器。周边国家通过向中国出口电路元件和机器零件进行最终组装来支持贸易的繁荣发展。韩国等获益最多，然而在去年，菲律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对中国的年出口额竟猛增了大约30%。其它一些区域生产网络也逐步形成，最引人注目的是汽车和服装生产网络，因此，即使一个行业出现了衰退，出口贸易还可能有利可图。　

　　中国经验值得效仿

　　中国经济的影响十分强大，不过它的榜样力量也毫不逊色。中国已经成为展示开放市场能取得何种成就的窗口。它再度掀起了关于贸易如何才能减缓全球贫困现象的辩论。中国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农业部门，在美国和欧洲常见的各种补助金和关税对它的影响相对较小。随着中国履行世界贸易组织日益严苛的各项承诺，它实现自由贸易的资格只会愈加成熟。2005年1月1日，全球取消了对中国纺织品和服装的配额。如果放宽经济限制使中国得以连续30年保持9%的经济增长率，并在这段时间内让3亿人民摆脱贫困，那么，其它国家必定也能通过打破贸易壁垒获得巨大收益。　

　　面对中国创下的纪录，经济发展表现欠佳的两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不平等的全球竞争秩序和外国投资者的剥削———也变得站不住脚了。而且有迹象表明，中国的这种经验越来越被大家所接受。促使印度在过去十年中实施改革并实现经济飞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很可能就是中国的榜样力量。拉丁美洲各国也开始对此有所关注：智利正打算同中国签署一份自由贸易协议，而墨西哥和巴西也正派遣高级贸易和投资考察团赶赴中国。随着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周边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议，东南亚各国很可能受益更大。

　　中国捍卫穷国利益

　　通常情况下，北京总是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如今，作为一个成功的贸易大国，中国具备了更加充分的条件来增加其发言的分量，调整世界贸易组织和其它国际机构的规则以应对发展中的重重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当中国的利益同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一致时，其中许多国家都想仰赖中国的支持。举例来说，中国想进一步推动全球农业贸易的自由化，而这正是贫穷国家的心头大事。中国还可能为齐声呼吁寻求服务行业保护的发展中国家呐喊助威。数十年前，日本、德国和韩国向全世界展示了如何根据基于出口制成品的战略来发展经济。中国的崛起可能会给出一个同样令人信服的例子，说明开放的经济制度如何能够促进经济飞速发展。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值得效仿而无须心存恐惧。 (完)

　　相关报道：中国崛起不等于中日交恶 — 专访香港时事评论员邱震海

　　邱震海，1962年11月出生于上海，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现任香港《信报》外交事务专栏作家、《德国之声》驻香港特派员、香港创新发展集团企业推广总监、凤凰卫视特约时事评论员和《亚洲周刊》特约记者。早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德语专业本科和同济大学德语系硕士研究生班，曾任同济大学德语系讲师、上海和香港《文汇报》驻德国特约记者、香港《文汇报》外交和国际新闻高级记者。

　　《参考消息》：就您看来，2004年中日关系发展有什么新特点？

　　邱震海：我觉得，2004年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还是很大的一个结，但向潜在战略冲突发展的迹象更加明显。东海大陆架问题本身首先是领土争端问题，领土问题是个历史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能源问题。能源预示着未来，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导致两国战略上的冲突。当然，战略冲突不一定就意味着打仗。

　　《参考消息》：您觉得2004年中日关系有哪些问题？

　　邱震海：要对2004年中日关系作一个概括很难。中日两国之间有很多问题，大致分为三个：一是历史问题。现在看来好像历史问题没有任何改观；二是两国综合国力越来越接近。在中日关系史上，现在第一次出现一个强大的日本面对一个强大的中国，一个崛起的中国面对一个更强大的日本。这样就面临着综合国力的竞争和较量，并且由此导致双方民众心理上不平衡，日本害怕中国崛起而产生民族主义情绪，正在崛起的中国也产生了民族主义情绪；三是战略冲突，或者潜在的战略冲突。

　　《参考消息》：中国崛起是否一定意味着中日关系恶化？

　　邱震海：中国崛起，理论上不应该导致中日关系恶化，因为中国的市场、中国的经济能够为日本创造很多就业机会。日本商界也很现实，他们认识到日本经济复苏在相当程度上要依赖一个蓬勃发展的中国。小泉也认为中国崛起不是对日本的威胁而是一种机会。

　　但是从实际操作层面上来看，中国崛起令很多人担心。所谓一山容不得二虎，中国崛起让日本国民承受不了。另外，日本与美国有个安保条约，这个安保条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加强，目的就是防范一个潜在对手，就是中国。

　　《参考消息》：要消除日本战略疑虑，中国应该如何努力？

　　邱震海：我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处理中日关系要从战略层面上考虑，让日本的战略作用空洞化。最近十几年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经济作用在下降，但是战略作用在上升。而其战略作用之所以重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中美关系，另一个是台海问题。如果我们处理好台海问题和中美关系，这两盘棋下活了，日本的战略作用就下降了，也就是空洞化了。

　　此外，可通过经济一体化来整合对方。两国有地缘政治利益，不能再打仗。我们可利用“10＋3”等机制来实现这一目的。对抗不是办法，要整合才对。现在是经济整合、政治对话、战略互动三个过程同时在运作，就看领导人如何处理。 (《参考消息》记者　肖成林　高寒青)

　　相关报道：中外专家研讨中国崛起对拉美和亚洲的机遇

　　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和泛美开发银行联合举办的“中国崛起：对拉美和亚洲的机遇与挑战”国际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博士，拉美经济委员会秘书、阿根廷前经济部长何塞·路易斯·玛奇尼亚先生在会上分别做了题为“中国未来发展同拉美的经济关系”和

　　“中国与拉美经济合作前景”的主题演讲。到会的20余位国际学者长期研究亚洲和拉美经济，以及区域间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分别来自多个国际组织和不同国家的研究机构，他们就中国与拉美的经济关系、外国投资、中国的经济体制以及地区主义与多边主义等专题，展开深入研讨。

　　中国外交部、中联部、商务部等有关部门的官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数十家学术机构的60余位学者应邀出席了会议。

　　相关报道：中国崛起将怎样影响世界？

　　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过一篇关于中国环境污染问题的书评，但却让我想到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根据这篇书评的介绍，最近美国康乃尔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本书，翻译过来应该叫《黑河在流淌：中国未来面临的环境挑战》。对于了解中国目前环境状况的人来说，看到这样的书名也许并不惊诧。的确，河流的污染在很多刚刚工业化的中国地区已经成为了最严重的生存危机。不过，我感兴趣的是书评中提到的这么一段话：“让中国与众不同的不是它的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毕竟这样的问题与过去欧洲、美国和日本在工业革命时期遇到的问题是类似的，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个问题的规模。13亿的庞大人口规模与几乎每年10%的超常经济增长的结合意味着中国对环境问题的处理方式不仅影响它的人民而且影响整个地球。”

　　实际上，我离开上海去韩国前刚刚在Shanghai Daily上发表了文章，表达了对资源消耗问题的关注。随后，《纽约时报》驻中国的记者从上海拨通了我韩国办公室的电话，对中国经济增长可能给资源和环境带来的至深影响与我进行了至少1个小时的采访和讨论。他在电话里告诉我，在他看来，除了美国人之外，似乎只有中国人拥有这么强烈的发展的愿望，希望有更好的工作、更好的房子和车子，总是相信明天肯定比今天好。而作为美国人，他希望知道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我们是否真正认为并重视中国今天的经济增长给环境和资源带来的史无前例的压力和挑战。我说，照这样的增长方式和增长速度，中国将很快到达资源和环境所能承受的极限，并将以一种完全不同的、从未有过的方式影响世界。

　　我并不认为我说的肯定是对的，只是相信我的这个说法的逻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认为，对于以上这个问题，我们不需要去辩论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理论，也不需要讨论未来可能出现的转折与奇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简单的逻辑推论，因为只有逻辑推论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未来所面临的挑战的性质，从而更好地指引我们去寻找出现转折的可能性与备选的道路。那么，这个简单的逻辑是什么呢？这个逻辑就是基于人口规模的“放大效应”。具体而言，任何在西方和东亚成功的发展模式在中国几乎都遇到了一个“规模”障碍；任何一个在别的地方可行的“比率”在中国都涉及一个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