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1月27日至12月9日，笔者作为中国军队的代表出席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亚太安全研讨会。这次会议共有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巴基斯坦、韩国、菲律宾、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蒙古等20多个亚太国家的上校军官参加，可说是一次亚太军人大聚会。在进入21世纪的前夕，亚太各国的军人们荟萃一堂，共同展望与探讨21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其间笔者对日本的军队和军人有了初步了解和认识，现选摘其中部分随笔杂感予以连载，以飨读者。　　　　　　　　　　　　　　　　———编者

　　走进日本防卫研究所

　　亚太安全研讨会是由日本防卫研究所主办。该所驻地在东京目黑区的慧比寺，东京环型铁路山手线经过这里，因此交通极为方便。几年前，日本国防机构精简调整，将一些军事院校也搬到这里，由原日军三军干部学校合并而成的联合参谋学校就在防卫研究所的隔壁。我们在慧比寺站下车后向西南步行10分钟，穿过繁华的小街来到防卫研究所。

　　西装革履的新贝正先所长站在大门口热情地迎接各国军官代表们。新贝所长一见到我时显得格外兴奋。他说，三个月前他刚刚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国防院校长会议，在国防大学参观时曾与中国国防部长合影，对此他至今记忆犹新。在稍后的见面会上，他介绍了防卫研究所的有关情况。防卫研究所成立于1952年，其前身是国家安全学院，后来多次更名，规模不断扩大，1985年改称现名。该所直属日本防卫厅领导，是日本政府的智囊机构，参与制定日本的防务安全政策、国防与军队发展规划、国际战略形势和地区安全问题研究等。该所刚刚参加了日本《2000年国防白皮书》的撰写，还出版了《东亚战略评估(2000)》等研究报告。防卫研究所现有170余人，其中中高级研究人员80余人，陆、海、空三军自卫队军官35人。所长为文职，据说其职位相当于中将。该所下辖第1、第2研究室、军事历史部、教育部和图书馆。

　　研究室两位主任近藤和高木都访问过中国，女研究员川胜千可子还曾在北大留学。除从事研究咨询外，该所每年都有30～40余名来自三军的中、上校军官和7～8名政府官员来此参加培训，学习国际安全和军事战略等课程。为了扩大学员视野，该所注重与亚太国家的防务交流。一些西方国家的军官每年也在该所进修学习。1998年，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在这里做了《中国国防政策》的演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前厅的橱窗里陈列着各国军队和政府代表团来访时赠送的纪念品，我看到中国的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中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等机构赠送的纪念徽章也在其中。

　　防卫研究所西面小楼内有一个独具特色的军事历史图书馆。其前身是卫生福利部的战争史办公室。主要收藏有自日本明治维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868～1945)期间日本陆军和海军的军事图书和档案资料，包括各种作战命令、电报、参谋作战日志、军用地图和军事图书等实物资料。二战结束后，美国从1956年开始将部分从日本缴获并带回美国的日军档案资料交还给日本，它们被保存在防卫研究所的军事历史图书馆内。迄今为止，该馆陆续回收不少散落世界各地的日军档案资料。目前，该馆共存有日本陆军档案资料81000余卷，日本海军档案资料31200余卷。在30分钟的参观过程中，我见到1937年日军与中国军队在卢沟桥一带的军队部署图，二战以前日军在青岛的活动资料，以及日俄战争期间日海军司令部的电报、战报等。在中文图书架上，我找到一本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于80年代撰写的“日军侵华罪行录”一书。其它中文图书大多是从台湾购买的军事书籍。据该馆馆长介绍，1998年日本和国外就有4300多人到该图书馆研究和查阅这些历史档案和资料。

　　感受自卫队的社会化服务

　　日本军队提供的住房数量有限，因此军官们需要自己买房。航空自卫队清水中校对我说，他是贷款买房，如果工作地点变动，只能卖掉现房，再买新房。在所里上班的军官们多数每天都要乘公共交通工具上班。日本东京居住非常拥挤，但公共交通却极为发达和通畅，按时上班不成问题，但仍需要1到1个半小时的时间花在路上。最初几天，日方安排了小巴到我们的住地接送大家，后来便改为让大家各自自己乘火车到防卫研究所，在国内是从来不会有这种情形的。但中国人能看懂日文中的汉字，经过一次乘火车上班的体验后，倒是觉得非常方便。不过，马来西亚巴卡上校和菲律宾的拉梅达上校对此非常发怵，当他知道中国字与日文相近，便总是约我同行。

　　开始两天的午餐是日方提供的盒饭，后来恢复正常，我们便“被迫”自己寻食。我提出是否可以到一墙之隔的联合参谋学校去吃午饭，日方说没有问题。学校的军官食堂与街上的做法一样，在门口有一个摆有样品的橱窗，各种配好的“定食”(即套饭)样品下标着价格和编号。军官们只要将硬币投入一旁的售票机，机器便吐出一张餐票。我拿着餐票，交给餐厅里的服务员。在柜台前，两位年纪约四五十岁的女服务员见到我们后嘴里不停地说着欢迎的话，动作非常麻利，很快就将3～4个人的饭递了出来，不仅服务态度好，并且效率很高。饭桌上，我问对面一位大概是教官的空军军官，“这里有士兵做饭吗？”他答道，“全是地方雇佣人员，他们不仅服务好而且价格要比街上低三分之一以上。因为这里没有社会上的税收多”。从这里到大街上虽不到5分钟的路，但这里价廉物美，我见到不少军官，甚至连防卫研究所的所长新贝也在这里就餐。(万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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