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文

　　长期以来，斯诺的《西行漫记》被认为是第一部宣传长征的著作。事实上，在《西行漫记》出版之前，我党已发动长征亲历者编写成了《二万五千里》一书，这是一部关于长征的最早、最可靠的回忆录，但因当时战事变化而未能付印。那么，这部著作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留传情况怎样？

　　《二万五千里》是一部长征亲历者关于长征的最早、最可靠的回忆录关于最早记述长征的著作，人们多知道的是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后轰动世界，1938年在中国出版时为了通过国民党检查而改名为《西行漫记》。1936年8月斯诺在宋庆龄、张学良的帮助下进入陕北苏区。其实，在斯诺采访红军时，不少长征亲历者已拿起笔开始写回忆录，并于1937年2月编写成了《二万五千里》一书，这本书比斯诺的《西行漫记》成书时间还早，是关于长征的最早、最可靠的回忆录。但是，由于当时陕北一直处在封锁和包围之中，世事艰难，这本书编好后直到1942年才以内部资料的形式付印，出版时更名为《红军长征记》。

　　事隔半个多世纪，现在这本书已很难找到了，关于长征的一些细节，如李富春在《夜行军》一文中写道:长征路上，在红军总政治部的队伍中，他和邓小平、潘汉年、贾拓夫组成“牛皮公司”等。这在后来回忆或研究邓小平长征情况时，从未有人提及。

　　关于这本书的编写情况，有必要从头说起。

　　1936年8月，红军政治部采取大规模的集体创作的形式，组织编写报道长征的回忆录，至10月底，共收到征稿200多件，50多万字

　　1936年春，上海《字林西报》曾有这样的话:红军经过了半个中国的远征，这是一部伟大史诗，然而只有报道长征的书被写出以后，它才有价值。他们在惊叹红军的奇迹的同时，讥笑红军“这段粗陋无文”。

　　为了记录下史无前例的史诗，红军政治部决定集中一切文件和一些个人日记，由几个人负责编写有关长征的书。当时红军为了尽快到抗日第一线――绥远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东渡黄河到达山西，但军阀阎锡山不肯借道。红军正倾全力东征，无暇顾及，一直延宕到8月，不得不改变原定计划，采取大规模的集体创作。

　　党中央机关从陕北的瓦窑堡迁到保安后，环境相对安定，斯诺的来访推动了此事。8月5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同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写信发起征稿。信中写道:

　　“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同时，又向各部队发出电报:“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在此号召下，大家纷纷开始撰写回忆录。中央领导、军委领导同志首先带头写作，如董必武、李富春、张云逸、徐特立等。作政治工作的陆定一、肖华、王首道、熊伯涛等身体力行。在保安红军大学第一科学习的36个学员都是红军的高级干部，他们中不少人也纷纷响应号召，许多拿枪杆子的人，如张爱萍、彭雪枫、刘亚楼、杨成武、谭政、耿飚、周士第、陈士榘、莫文骅、彭加伦、舒同、贾拓夫、童小鹏等。他们在林野中、星月下开始写作，陕北地广人稀，地瘠民穷，条件艰苦，连纸张都难以找到。稿件从各个方面涌向编辑委员会。至10月底收到征稿200多件，50多万字。其中三分之一的作者是从事文化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作者是“赳赳武夫”和从红角、墙报上学会写字、作文的战士。有的寥寥数百字，内容过于简单平常，编辑只好割爱。有的不约而同写了同一个内容，只能取文字丰富、通顺的。因1905年前后的新文化才开始提倡白话文，当时的文风是半文半白，简约而直白，遣词造句与现在不尽相同。

　　1936年，那时红军干部大都20岁出头，正值青年、壮年，精力充沛，记忆力好。写作时间离所经历的事件年代还不到一年，记忆清晰、可靠。那时写的东西没有受后来政治运动的影响，更没有受个人崇拜和“突出政治”等因素的影响，文风朴实无华，真实可信。

　　不久，“西安事变”爆发，红军南下关中平原支援张学良、杨虎城，政治部编辑委员会的同志随军出发，只留下一个肢体不灵的同志工作。

　　1937年2月，编者经过精选，选出110篇、近40万字编辑成书，定书名为《二万五千里》，但当时未能付印

　　1937年2月22日，编者经过精选，选出110篇、近40万字，按一日、一事、一文，基本按行军时间、路线顺序排列。编者本着史学工作者的职责，为了存真，来稿中除对笔误和特别不妥的句子加以改正外，其余绝不滥加修改，书名定为《二万五千里》。书后附有6个附录:《红军歌曲》、《重要战役的英雄姓名录》、《红军第一军团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经过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所经之民族区域表》、《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行军和休息的时间统计表》。这些表依据命令、报告、各种日记、报纸汇集而成，其中《红军第一军团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是以红一军团直属队为标准，长征中经过地名及里程一览表，将日期、出发地、经过地、宿营地一一列清，如因材料毁失，难以记忆，就空缺不记。那时，长征日记比比皆是，远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要多得多。这些附录是正文的补充，保留了大量的珍贵的历史资料。

　　1942年11月，《二万五千里》一书以内部资料形式出版，定名为《红军长征记》

　　《二万五千里》编好后，因编者离开延安，一直没有付印，只有一套存于总政治部宣传部。因借阅的人很多，宣传部深恐损毁或遗失，1942年11月20日终于有机会付印，书名改为《红军长征记》。这个名字更接近7年前毛泽东、杨尚昆电报中所说的书名。其目的是供参考及保存史料，所以一字未改。并要求“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让他人，不准再行翻印。”当时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延安受到经济封锁，印书用的是粗糙的草纸，不易阅读，不易保存，数量很少。经过战争，党中央撤出延安，逾越险阻，到北京后所存无几。2002年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从斯诺捐赠的图书中发现朱德签名的《红军长征记》上下两册，这成为史学界的一件幸事。据说现在仅存几套:中央档案馆、国家博物馆、中宣部图书馆、美国哈佛图书馆各存一套(两本)，何季良手中有上册一本。

　　1954年《党史资料》内部出版了96篇，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1955年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了52篇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宣部成立了一个处专门收集研究中共党史资料，由缪楚黄同志负责编辑出版《党史资料》。为了保存史料，中宣部决定把《红军长征记》作为党内参考材料。1954年《党史资料》分三期重新刊印《红军长征记》，发表时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题目与内容更加准确、相符。刊印前，重新校对，改过错字。因长征中有不少重要事件，没有文章记述，成为空白，缪楚黄做了补注和附注。那时中宣部长征干部很多。缪楚黄写的编者按和注释补充了珍贵的史料。出版时删掉何滌宙:《遵义日记》、《绝食的一天》；李月波:《我失联络》；莫休:《一天》4篇，共96篇，加上3个附录:《红军第一军团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经过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所经之民族区域表》。

　　1955年，为纪念长征20周年时，人民出版社选出了52篇，并增加了1936、1937年曾在巴黎发表过廉臣:《随军西行见闻录》、杨定华:《雪山草地行军记》、《从甘肃到陕西》等3篇长文，共55篇，与《红军第一军团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经过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所经之民族区域表》3个附录，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为书名公开出版。

　　70年的封存，终于公之于众

　　为纪念长征70周年，我以1954年《党史资料》的版本为底本编辑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于2005年出版。但是因字数所限，割爱删去内容雷同的文章，从96篇中仅选出82篇，同时补充了回忆陕北红军情况及红二四方面军长征文章8篇，共90篇。选入的文章严格按照行军的时间调整部分文章顺序，并对文中人物加以简单注释。受篇幅所限，仅保存《重要战役的英雄姓名录》，忍痛删去其他5个附录。这些附录是正文的补充，保留了大量的珍贵的历史资料，为研究长征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2005年夏天，我在中宣部图书馆王仲齐馆长的帮助下如愿以偿，看到1942年版本。这次我终于看到封存50多年的4篇文章:何滌宙:《遵义日记》、《绝食的一天》；李月波:《我失联络》；莫休:《一天》，感到真是如获至宝，喜不胜收。

　　何滌宙、李月波、莫休的工作单位、职务，我在编辑《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查阅了十几本有关长征的资料，但是都没有找到相关资料，既不知道他们的生卒年月，更不知他们的生平。从李一氓写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一文中写道:在金沙江边，何滌宙指挥架桥，没有成功。李一氓渡江到北岸，坐在江边吃何滌宙为大家留下来的金沙江边生长的鸡。和何滌宙一同住在北岸的人造岩洞里。“金沙水拍云崖暖”，因天气太热，人造岩洞蒸得气闷，无法入睡，俩人扯山海经，何滌宙讲述刘伯承带领干部团率兵占领绞车渡渡口的故事。由此可见，何滌宙与李一氓熟悉。长征时李一氓是干部团的教师，当时还有冯雪峰、成仿吾。另外，从周士第的《吃冰激凌》一文看，何滌宙和陈赓、宋任穷等一起过雪山。陈赓、宋任穷是干部团团长、政委。《遵义日记》记述何滌宙是教师，有较高的文化，不仅会架桥，写一手好文章，大约他也是干部团的老师。可惜，李一氓、周士第均已逝世。这一切都无法证实。

　　莫休有4篇文章收入书中，除《一天》外，还有《从金沙江到大渡河》、《大雨滂沱中》、《松潘的西北》(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一书中改名为《从毛儿盖到班佑》)、《吴起镇找骑兵》。从文章内容看他是中央直属队的一名干部，和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部主任舒同是同级的。李月波由“局”派到二师工作，局就是军委或红军总司令部下属单位，一局为作战局，二局是专门破译敌人密码的。何滌宙、莫休、李月波应是在中央第一纵队(即文中所提的中央直属队)的干部，同时又是“素来从事文化工作的”。

　　最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亲历长征》，是目前关于长征原始文献中收文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的一个版本。

　　总之，《红军长征记》是先辈用生命和鲜血写出来的，经70年的封存，今天终于公之于众，我们再读时仍能感到那么鲜活、生动、真实。(作者系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主题延伸

　　《红军长征记》中的一篇

　　新中国成立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以内部资料或其他形式出版的有关《红军长征记》方面的书籍中有几篇文章未能收入。何滌宙的《遵义日记》就是其中的一篇，这里摘登如下:

　　我记不清那一个月那一日，只因为遵义十天的生活，是在长征的行军生活中划分出来的，所以到现在还是深刻的记忆着。这十天中没有行军的事，没有打仗的事，享受着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是一年另一个月的长征生活中一段特殊生活。

　　进遵义因为昨天赶到团溪已经下半夜，又是住在王家烈的一个政训处长家里，吃的东西太多，大家直闹到天明才睡，团部允许我们，只要我们今天到遵义，因为第二师昨天已经进了遵义。从团溪到遵义只有四十里路，所以在下午一点钟我们才开始向遵义前进，到遵义已经将近黄昏了。

　　萧队长说:我们乘这个机会带学生逛街，省得明天学生借故请假出来逛街。谁不想看看遵义全城情形，忘记了腿酸，忘记了疲倦，整起队伍，齐着步伐，从新城到老城，从大街到小巷，将遵义走个遍。

　　遵义确实不坏，大街上的铺子一间挨一间，只是比较大的铺子，家家门口挂了“溃兵抢劫暂停营业”的牌子，从被刨坏的门板里，还看见柜台里凌乱狼籍的模样，似乎要我们替他向王家烈算账的神气。

　　进街上馆子早起无事，学生们正在拭枪洗衣服，就约同萧、苏、冯三同志去逛街，买了一些应用的东西以后，大家不约而同的找东西吃，问了老百姓，知道有川黔饭店，规模最大。到川黔饭店，因为过早未开张，同掌柜商量，掌柜很客气，让我们上楼到雅座，代我们点了他们的拿手菜辣子鸡丁，醋溜鱼，血花汤等六七个菜，一边同我们谈着王家烈的苛捐杂税，弄得商人没法做买卖，我们也告诉他红军的主张，不一时菜来了，一盆辣子鸡丁，堆得满出来，味道确不坏，大家都很满意，吃完算账，三元多，我们唯一的土豪S.T.同志没有来，在座几个人谁也当不了这阔“主席”，于是大家凑钱，伙计看了很诧异。

　　――李海文摘编自《红军长征记》(1942年11月总政治部宣传部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