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由中国革命博物馆编辑、档案出版社出版的陈伯钧等人的长征日记。

　　长征中，陈伯钧上将先是在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任参谋长；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调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四军参谋长；红四方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他再调至刚刚组建的红二方面军，任红六军团军团长。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陈伯钧在长征路上走了整整两年。

　　陈伯钧的长征日记幸运地保留了下来，通过这部宝贵的日记，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他在长征途中读书的情形。

　　陈伯钧是带着一批舍不得轻装的书踏上长征路的。除军情急迫以外，只要形势稍缓，他就不放过机会收集书籍。到兄弟部队参加会餐，他“会餐毕去军部找书籍”，虽只找到一本书，也被他记在日记上。驻军阿坝的一个多月，他“去各处搜集书籍”，果然在一位办过红军学校的同志那里找到几本书。另外，了解他爱读书的同志，也不时地送给他一些书刊报纸。

　　陈伯钧的读书时间，是见缝插针、废寝忘食挤出来的。行军、作战间隙，他忙完军务后会强忍困倦就着马灯读上几段书。部队短暂休整时，他结合下一步的行军、作战任务读书。负伤之后，动手术、养伤期间，他才可以一次几十页甚至多半本地读个痛快。

　　陈伯钧在长征路上读的书刊，见于他日记记载的如下——军事方面的有：《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刘伯承编译）、《骑兵的奔袭》（刘伯承编译）、《骑兵的抄袭》（刘伯承编译）、《战术讲义录》（德译本）、《武装暴动》、《淞沪抗战画史》等；政治方面的有：《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著）、《红军中党的工作》、《新形势新任务》、《干部必读》、《前进报》等；历史方面的有：《石达开日记》、《西北问题讲座》，历史类杂志等；文学方面的有：《石头记》（即《红楼梦》）、《初恋》（高尔基著）、《小说月报》（茅盾主编）等；此外还有哲学书《唯物史观》。

　　陈伯钧在长征途中读书，很讲究方法。其一，重点书精读、反复读，非重点书浏览而过。如《战术讲义录》，他长征前在中央苏区就读过，长征路上再次研读；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他认为重要，不到9万字篇幅的书，读了一个月。而古典小说《石头记》，他仅用一天就翻阅了半部。其二，紧密结合工作需要读书。部队进入西康省（后与四川省合并）藏族聚居区后，他读了介绍西康藏区历史沿革、风土人情的杂志；部队在草地上与国民党军骑兵作战时，他研读了《骑兵的奔袭》与《骑兵的抄袭》；红二、红四方面军欲北上陕甘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前，他读了《西北问题讲座》。其三，一面读书一面写学习提纲和读书笔记。这些方法，对我们今天读书仍有借鉴意义。

　　毛泽东曾在1936年10月15日的一封信中，将陈伯钧誉为“红军干才”；建国后，陈伯钧被公认为“军中教育家”；他于20世纪50年代撰写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一书，此书可以说是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最早的专著之一。陈伯钧能够在军事指挥领域、军事教育和军事学术领域都取得突出成就，是与他不间断地挤时间读书学习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