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空城计”，经过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的铺陈渲染，成了家喻户晓的故事。可是，一般读者大概想不到，“空城计”竟然还是历史上的一桩公案。

　　第一个记述“空城计”的是晋人郭冲。他在《条诸葛亮五事》中说，司马懿率领20万大军来攻，其时“城中兵少力弱……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司马懿“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但是宋人裴松之在注《三国志·诸葛亮传》时，经过一番考证，得出了郭冲“举引皆虚”、“实皆可疑”的结论，认为根本不合事理。今天，对于郭冲所记，难究是非。但是十分有趣的是，在诸葛亮之后，又出现了多次“空城计”，谨举几例为证。

　　《南齐书·高帝纪》记肖承之为济南太守时，城被敌兵包围，肖承之命令“偃兵开城门”，众将劝道：“贼众我寡，何轻敌之甚！”肖承之答道：“今日悬守穷城，事已危急，若复示弱，必为所屠，唯当见强待之耳。”围敌“疑有伏兵，遂引去”。《旧唐书·良吏传》记崔知温任兰州刺史时，“有党项三万余众来寇州城，城内胜兵既少，众大惧，不知所为。知温使城门延贼，贼恐有伏，不敢进。俄而将军权善才率兵来救，大破党项之众”。《旧唐书·北狄传》记“吐蕃论钦陵等率众十万人入寇湟中”，守将李谨行“素不设备，忽闻贼至，遂建旗伐鼓，开门以待之。叶蕃疑有伏兵竟不敢进”。肖承之、崔知温、李谨行皆师诸葛亮“大开城门”之故智，而围敌竟皆重蹈司马懿之前辙，“疑有伏兵不敢进”。历史上的多次“空城计”，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被事实反复证明的东西，总不能还被认为不合事理吧？

　　那么，“事理”在哪里呢？遇到敌人大军压境，城中“兵少力弱”的态势，一般来说，闭门免战，静候援兵，同时示敌以己方军兵精良，粮秣充盈，给敌人一种假象，当是上策。但诸葛亮却出人不意，坦然告诉司马懿：城中兵少，且无防备。这本是实情，但这种实情又能使司马懿不敢相信它是实情，结果正如肖承之所说，“示弱”反而“见强”，围城之军终于不敢进。这就是所谓以诚行诈，以不欺售欺。产生这种“诚中之诈”、“不欺之欺”的效果，是符合现代军事心理学上的“错觉”理论的。司马懿生性多疑，根据诸葛亮用兵从来“持重”的特点，在一座空城面前，他只能得出毫无戒备里面隐藏着杀机、升平景象背后埋伏着重兵的结论。这就是当前的知觉与过去的经验相矛盾而造成错觉的一个例子。

　　可是，假使不问青红皂白，但遇强敌，便开四门，则与开门揖盗，拱手让城无异。重要的是知己知彼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诸葛亮“知兵非好战”，善“审势”，“能攻心”，才能够“反侧自消”(清人赵藩评语)。料事须先料人。若不是诸葛亮对司马懿有深刻的了解，他决不会这样做的。假如诸葛亮碰上一个鲁莽灭裂，只知杀伐的将军，恐怕早就做了阶下囚了。“空城计”一例，充分说明了在战争中运用军事心理学研究敌方统帅心理的极端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