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张文，总后勤部原管理局顾问(副军职)，1919年6月出生于四川省通江县洪口镇，1933年2月参加红军，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红四方面军第4军供给部被服厂任战士、班长。参加了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1935年5月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1957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人间奇迹。作为一名参加过长征的女战士，红军在长征途中所经历的千难万险，至今仍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虽然长征已经过去了七十年，但我永远忘不了在长征途中经历的三次险情。

　　第一次险情是在长征开始的时候。1935年1月，为粉碎

　　我和二哥张熙汉同时参加红军，兄妹俩都分配在红4军供给部被服厂工作。随着红军的不断发展壮大，被服厂生产任务十分繁重。春夏忙冬衣，秋冬赶夏装，每天从早忙到晚，还经常加班加点，突击生产。长征开始的时候，虽然我只有16岁，但已是有两年军龄的红军战士了。

　　一天夜晚，天下着毛毛细雨。我们被服厂的红军战士背着设备、物资，从通江向巴中清江渡行军。山路本来就不好走，加上天黑路滑，人困体乏，行军更为艰难。我背了一篓山西晋军生产的马尾手榴弹，有50多斤重，背带把双肩勒得又红又肿。山上的羊肠小路又窄又滑，一不小心掉下山涧就会粉身碎骨。

　　红军战士们一边在山路上小心行军，一边互相提醒：“当心路滑！”“尽量靠山梁走！”。我也关照着身前身后的战友：“跟上队伍！”“千万别滑倒！”。话音刚落，我左脚不小心踏在一块石头上，“扑通”一声连人带背篓滚下了山坡，摔得我两眼发黑，一时失去了知觉。

　　排长刘文芝带着两名女战士，拉着树枝小心翼翼地爬下山坡，边爬边喊我的名字。我在昏迷中隐约听到呼叫声，慢慢醒了过来。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浑身上下疼痛难忍，身上的背篓、手榴弹和学习用品都丢得没了踪影。我借着月光仔细一瞧，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原来我被一棵大树杈挡住，下面就是黑洞洞的万丈深渊。是这棵大树救了我的命，战友们都为我死里逃生感到庆幸。

　　虽然当天夜晚行军走了百余里，但一到宿营地，战友们不顾疲劳和伤痛，从老乡那里借来门板当工作台，安装好机器就马上开工生产。

　　第二次险情是在红军渡过嘉陵江以后。由于连续行军，饥寒交迫，我积劳成疾，患上了肺结核，身体极度虚弱。我背着沉重的行李和线团，紧随部队不停地行走。我的脚肿得穿不上鞋子，每迈一步都疼痛难忍。但我心里明白，此时此刻不能掉队，掉队就意味着死亡。因为在漫漫征途上，对生命构成威胁的，不仅有来自大自然的严峻考验，还有来自敌军和土匪的突然袭击。

　　战友们看到我行军困难，争相为我背背包、背线团，我肩上只剩下一只盛水用的铁皮桶。一天我们走近一个山坡，我发现远处有几间草屋，屋子周围荒草丛生，一片凄凉。没想到，一股国民党散兵竟隐藏在草屋里。正当我们看着房子迟疑时，突然枪声大作，国民党散兵从山坡两边冲上来，狂叫着“抓红军娘子呀！”“投降吧，你们跑不了啦！”敌人从两侧包抄，妄想抓女红军俘虏。

　　我们被服厂的红军女战士，手中没有武器，无法抵挡敌人。避免伤亡的唯一办法就是利用地形地物，拼命快跑，冲出敌军子弹射程范围。战友们不顾自身几十斤、上百斤的负重，大声喊着：“快！快！赶快冲过去！”“冲过去就是胜利！”我拼命地跑呀，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两眼直冒金星。就在我感到天旋地转，即将倒下的一瞬间，“宁死也不能当俘虏”的念头像闪电一样在脑中掠过。我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一股力量，竟奇迹般地跟着队伍冲了过去。敌人的子弹“嗖！嗖！”地从我身边穿过，我全然不顾。

　　一到宿营地我就瘫了，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战友们急忙围上来，帮我卸下背上的铁皮桶。“啊！真悬哪！”有人惊叹起来。原来我背的那只铁皮桶，竟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了5个窟窿。如果没有铁皮桶的遮挡，我或许早就中弹牺牲了。我不禁暗自庆幸：真是走运，一个小小的铁皮桶竟然救了我的命！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背起背包又随部队行军近百里，到达川西天全。

　　第三次险情是在穿越松潘草地的时候。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我们已经往返两次过草地，现在准备第三次过草地。在进草地之前，部队领导动员大家做好充分准备，同时派人四处寻找粮食。供给部领导要求我们女兵带着剪子到老百姓已经收割过的地里寻找青稞穗，每人每天交3斤青稞粒，剩下的自己留下做干粮。其实老百姓的青稞地里已捡不到多少青稞穗，捡到的青稞粒也很小，一天下来还捡不够3斤。经过几天准备，我们扔下沉重的机器，每人背着布匹和线捆、15斤青稞和一捆干柴，第三次进入了草地。

　　在一望无垠的草地上，食盐奇缺。我的同乡战友张德英有一块盐巴，像石块一样坚硬。每次吃饭时，她就拿出来，大家用筷子在盐巴上沾沾，再把筷子含到嘴里嘬嘬。在草地上很难找到一块干爽的地方宿营，在湿漉漉的草地过夜，牛粪是宝贝，大家用被单包着拾来的牛粪，宿营时点燃取暖。我们班里10个人只有1个铁脸盆，烧水、洗脸、洗脚用它，吃饭时打菜、盛粥也用它。随身带的粮食很快吃完了，战友们个个面黄肌瘦，疲惫不堪，许多同志病倒累垮。有一天，我饿得实在不行了，从草丛中捡了一个生牛蹄子，也顾不得许多，用茶缸子煮了煮就吃了。可能是没有煮熟，也可能是牛蹄子已经变质，吃后不久就发烧、拉肚子，而且越拉越厉害，大便中都是脓和血。拉得我肛门下垂，疼痛难忍，半小时就要解手一次。有时便急了，来不及找隐蔽的地方，就在行军路边随便找个地方方便一下。红军队伍中药品奇缺，没有药治病，我只能一边忍着，一边行军，我的两条腿就像绑了铅块一样，沉甸甸的，每天都要掉队五六里路。当时部队首长要求，不能丢下一个伤病员！主管我们宿营的谢干事见我天天掉队，每天都吩咐先到达的同志把水烧好，等我一到就帮我洗脚。靠战友的搀扶，靠红军战士坚强的信念和毅力，我始终没有趴下，紧紧跟上了队伍，终于走出了神秘莫测的草地，进入半农半牧的川西地区，踏上了北进甘南的征程。

　　长征开始时，我们被服厂女战士共有六个班、100多人，长征走到八里铺时，只剩下两个班。许多老大哥、老大姐都倒下了，有些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作为幸存者，七十年来，我从未忘记过他们，他们的音容笑貌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时间越是久远，思念越是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