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鲁鸣

　　本文提要

　　●新世纪新阶段应当继续坚持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大局下谋求国防经济的发展。

　　●仅从投入上看，“中国威胁论”也是别有用心的。必须不断解决国防财力资源的供求矛盾。

　　●努力解决国防财力资源的结构矛盾和管理效益问题，更加注重国防建设的“效益发展”。

　　●努力解决国防建设的体制矛盾，实现国防与经济的兼容发展。

　　为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提供量足质优的经济资源和相应的体制保障，是我国国防经济建设的核心任务。要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必须运用科学发展观分析当前影响我国国防经济建设的各种矛盾，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

　　确保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审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国防经济建设的战略定位，核心问题是如何继续坚持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大局下谋求国防经济的发展。

　　发展仍是当前中华民族最根本的利益。经过连续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实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缩小。占世界GDP的比例1990年为1.7%，2004年上升到4.4%，但与占26.7%的美国和占10.6%的日本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另据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评估，2001年中国与美国等7个国家的综合年代差在100年左右，与德国等7个国家在80年左右，与日本等6个国家在50年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发展刚刚迈出了第一步。因此，发展仍将长期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国防经济发展仍必须在确保这一战略目标实现的前提下进行。

　　用科学发展的理念审视国防经济建设还会发现，国家经济社会的充分发展是实现国防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关键。21世纪上半期是铸造我国国防建设物质技术基础的关键时期，其中打好三个基础尤为重要。

　　一是总量基础。充分的经济发展是未来打赢高技术战争的基本前提。未来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需要极为雄厚的国民经济作为基础。因此发展对增强我国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意义重大。

　　二是技术基础。国外有些研究机构认为，目前中国缺乏信息化战争所必需的空中预警系统、C4IKSR系统、精确制导武器等有效手段。军事手段的落后反映着国民经济技术基础的薄弱。必须对国防经济技术基础实行战略性改造，调整结构，提高质量，使它具有产出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能力。所以我们党提出在实现工业化基础上实现国民经济信息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是体制基础。现代国防资源分配本质上是以发达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04年至200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我国的排名仅为第46名。这说明我们的国防资源配置体制，还存在着较大的隐患。

　　因此，要保持国防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使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获得源源不断的资源保障，根本前提是确保国家综合实力提升过程的延续性。如果这一历史进程受到破坏和阻断，损失将是历史性的。

　　统筹国防投入的适度规模

　　以科学发展观审视我国国防投入规模问题，核心是解决国防财力资源的供求矛盾。

　　在任何时期，一个国家的国防费投入始终存在着三种可能：一是处于合理的开支区间，国防安全能够得到有效保证，国防投入对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负面影响也比较小。二是国防投入低于该区间下限，国防建设会因投入的减少而受到负面影响。三是国防投入突破该区间的上限，超出了国防建设实际需要，其资源占有量对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就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显然，在上述三种情况中，“过之”不可，“不足”不行，惟有“适宜”最佳。近些年来，党和国家一直关心和重视国防与军队建设，国防费投入不足的情况有了显著改观。但由于历史积累、世界新军事变革推进速度加快等原因，现有投入水平与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祖国统一的需要相比还是不够的。

　　静态地看，目前我国军费投入水平在世界参照系中处于明显偏低的位置。2004年我国国防支出为2117亿元人民币，按当年

　　动态地看，方兴未艾的世界新军事革命给各国军事力量发展注入新的动态压力。在目前世界上进行军事变革的40多个国家中，绝大多数国家把目标定在2015年前后初步实现军队信息化。为实现这个目标，各国不断加大国防投入。美国国防预算在过去的5年间共增加了55%，俄罗斯2005年度军费预算比上年度增加了28%，英国增加了18%。印度的国防开支近5年增长了70%。

　　在上述两组数据面前，“中国军事威胁论”不攻自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国防开支有所增长，主要是用以弥补改革开放初期很长一个时期内国防建设低投入所造成的发展缺口，总体上属于“恢复性增长”。我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有1.8万公里长的海岸线，还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相邻十几个国家，边界线长达2.28万公里。保持国防费的适度增长和适当比例，是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正确选择。

　　坚持国防建设的高效发展

　　以科学发展观审视我国国防投入的效益问题，核心是解决国防财力资源的结构矛盾和管理效益问题。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需求与经费相对不足的矛盾，将会长期存在。这对国防投入效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在既定投入的前提下寻求最大国防产出，坚定不移地走投入较少、效益较高的路子。

　　近年来，我国国防建设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但是用科学发展观的标准衡量，仍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一是人员费与装备费、研发费的比例不合理。根据我国近年公布的国防白皮书，我军人员生活费、活动维持费和装备费大约各占1/3，国防科研投入比重比较低。二是军兵种费用结构不合理，还没有形成新军事变革所要求的费用结构，与世界绝大多数军事变革的先行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三是军事人才建设投入不足。四是军费保障范围太大，管了很多本应由社会管的事情。五是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等问题。

　　提高国防费使用效益，关键在于使现有投入能够形成最大战斗力的费用结构。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一是要着眼陆海空天电一体化的战场角逐，适当压缩陆军，压缩技术水平低的部队，实现军队建设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二是要在保证人员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基础上，增大装备和科研费的比例，重点加大对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加大对关键装备的投入。三是压缩非作战部队，减少指挥层次，把节省的经费用于基层和作战部队。四是重点加大人才队伍建设投入的力度，努力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还应加强科学管理，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建立严格的依法

　　实现“效益发展”，关键靠制度建设，这是解决制约国防费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的根本举措。其中，国防预算制度是国家在资源配置及其管理上实现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目标的基本手段。我国国防预算制度的目标模式应当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军情，适应新军事变革趋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和国防现代化建设需要，以法制建设为基础，以需求牵引、程序决策、体系统一、规范运作、管理严格为基本特征的规划——计划——预算——执行制度。

　　实现国防与经济的兼容发展

　　以科学发展观审视我国国防建设体制机制的问题，核心是解决国防建设的体制矛盾。胡主席指出，要依托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把国防建设融入现代化建设全局之中，统筹国防资源与经济资源，注重国防经济和社会经济、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军队人才和地方人才的兼容发展，进一步形成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当今世界，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方式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传统的“板块”模式，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两大体系相对封闭、互不相通；二是现代的“兼容”模式，国防领域与民用领域的技术成果、人才、资金、商品、信息等资源要素，呈现双向扩散、交流和融合的态势。按照新军事变革关于国家综合国力要以信息化为手段的要求，建立军地一体的资源配置机制，是确保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战时形成系统对抗能力的基本前提。建立了这种互动机制，就能形成国民经济对国防经济的强大支撑力，同时形成国防经济对国民经济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强大牵引力，进而形成以国家整体实力为基础的体系对抗能力。

　　历史地看，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往往首先产生于军事领域，尔后再由军事领域向民用领域转移，推动民用产业的升级换代。现在美国最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最关键的技术系统，几乎都是在军事需求带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用现代经济发展的标准看，我国国防建设体系和经济建设体系在总体上还处在军民分割、自成体系的状态，国防建设总体上还是在经济建设的“体外循环”。

　　贯彻科学发展观，就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使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在体制、结构、布局、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实现全方位的融合。必须在国家建设中进一步发挥军队的积极作用，在国家基本建设上充分体现国防要求，在人才培养和后勤保障上依托国民教育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技术上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在国防经济布局上兼顾国防原则和经济原则，在体制上建立高效的平战转换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