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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10月，笔者采访了总后西安第二干休所离休干部、总后某研究所原副政委王力。78岁的老前辈深情地回顾了40多年前在谭政大将身边工作的往事：1963年秋，为给全军工厂工作会议起草文件作准备，我们一行五人，跟随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大将去天津地区作调查。在历时20天的工作中，谭政那对我军政治工作执着探索的精神，对部属平易近人的作风，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到达天津的第二天，我们便下到军工厂。当时，心中着实有些胆怯，顾虑任务重、要求高，力不胜任。往常我们下基层，领导总要出些题目，提点要求，我们也难免带些框框下去。而这次下来，谭政没有给我们出题目定调子，只要求我们一沉到底，多看、多听、多问、多思考、多分析，不要以领导机关干部自居，先入为主，发议论，下结论。特别强调作风要扎实，取材要真实，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
在调查中，谭政不顾年高体弱，无论白天夜晚，都坚持和我们同调查共研究。他亲自下到车间察看生产情况，与工人、干部座谈，听各厂领导汇报。会上，他不仅耳听口问，而且作记录。他的一只眼睛眼帘下垂，视力、听力都不好，习惯性地侧着脸听对方发言，或看材料作记录，很是吃力。在调查中，他对职工的生活福利和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特别关注，听得很认真，问得很详细，即使一些在我们看来很细小、具体的问题，也不轻意放过。
一次，有个厂的党委书记汇报时，照着本子宣读，谭政耐心听他念完，然后才提问一些事。可这位书记离开了本本，竟一问三不知。谭政面无愠色，只是说“就汇报到这里吧，那些问题你回去把情况弄清楚后，再给我们说。”接着严肃指出：“作为一厂之主，对厂里的情况，如果胸中无数，眼底墨黑，就没法实施领导。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方法对嘛！”谭政的即席讲话，不但使那位厂领导深感自疚，当场额头上冒出汗来，同时也是对我们旁听者的教育，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下基层作调查，切不可一鳞半爪。占有第一手材料固然重要，而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更不可忽视。调查是手段，解决问题才是目的。
经过20天的调查，我们着手对占有的材料进行综合分析整理。开始大家感到素材一大堆，发现的问题也不少，面广头绪繁，难于下手。谭政提示我们对素材先梳好辫子，不要轻意取舍，更不要急于形成观点，在吃透素材的基础上，再从纷繁中理出主线。于是，我们集中一段时间，消化占有的素材，结果发现各厂都存在人力、物力、财力和物化过程中有形无形的浪费现象，又通过对这些现象产生的主客观因素进行深入剖析，抓出了一条主线，即把思想政治工作和发挥管理上的“经济杠杆”作用相结合的问题。谭政听了我们的分析汇报，频频首肯，高兴地说，你们终于抓住了“牛鼻子”。我们写好初稿后，他又亲自逐个专题过目，对有些情况不甚明，分析不够透的问题，嘱我们下去再调查。于是我们又带着这些问题，分头下到北京地区的几个军工厂再调查。做到调查、研究，再调查，再研究。
最后定稿是在谭政住宅进行的。那是一座旧式的北京四合院，陈设很简朴。我们到达时，谭政已伫立厅前等候并引我们进厅。厅里有一张老式方桌，几条藤椅，右侧有两张长条桌。我们坐下后即开始讨论稿子。谭政对最后一稿审查得更加仔细，不仅指出哪个部分写得好，哪个部分比较弱，而且对哪些地方要修改，怎样改等等，都一一作了指示。他对这次调查和起草稿比较满意，表扬了我们几个同志，使大家感到了完成任务的欣慰。告别时，他一直送我们到门口。
这次跟谭政下基层，我们既学到了调查研究的好作风好方法，又真切地感受到老一辈的优良传统。谭政身先士卒，堪称楷模。论住的，他和秘书、警卫员共住一个套间，其中客厅还兼作集体讨论的会议室；说吃的，不过两菜一汤的小灶，那时端上一盘油焖茄子，都属佳肴。至于文娱生活，虽然服务员常来问看什么电影和戏曲，但都被他一次次回绝了。我们自始至终未看过一场电影，未观赏过一台戏，未涉足过舞池，更没有赴什么宴请。白天下去作调查，晚上围着大将互通情况。诚然，有时也搞点活动，那就是晚上在大家交流情况后，谭政拉我们陪着玩一两圈方阵，放松一下身心。至于天津的“狗不理”和“劝业场”等，我们从未光顾过。调查结束当天，就驱车返回北京。大家的行李包都鼓鼓囊囊的，不过里面除了换洗衣服，便是调查材料，没有任何馈赠品。说实在的，在那个年代，大家确是一心扑在工作上，惟完成任务为最大快乐，精神上感到很充实。
时光已流逝三十多载。今天，每当回想起跟随谭政天津之行时，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他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眼前。（来源：解放军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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