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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纵横谈:抗战戏剧对中国话剧发展的贡献

http://jczs.sina.com.cn 2005年09月17日 09:51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刘 平

  抗日战争爆发后,话剧是反映最快的一种文学形式。艺术家们以话剧为武器,宣传抗战,动员民众,保卫国土。“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舞台上很快就有两台大戏演出,一是1937年8月7日由上海剧作者协会集体创作演出的大型话剧《保卫卢沟桥》;另一台是1937年8月9日由田汉创作的大型话剧《卢沟桥》。两台戏演出后,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上海的话剧工作者迅速组成了13个“救亡演剧队”,在“把戏剧送上前线”、“戏剧上街、戏剧下乡”等口号的鼓舞下,救亡演剧队离开大城市,走向工厂、农村、前线,进行频繁的演出宣传活动。他们的足迹遍布于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河北、山西、陕西、湖北等地,使话剧深入群众之中,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加抗战,其影响在中国话剧史上是空前的。开始,他们演出的剧目多为短小灵活的街头剧、活报剧和独幕剧,如《放下你的鞭子》、《血洒卢沟桥》、《八百壮士》、《古城的怒吼》等。逐渐地,随着抗战的深入,艺术家们对生活的认识逐步加深,戏剧创作不论在思想性上还是艺术性上都有了普遍的提高。

  话剧在抗战时期的繁荣,在中国话剧发展史上是空前的。抗战需要话剧,话剧也在抗战中得到了发展,并逐步走向了成熟。

  抗战使话剧找到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使它从城市走向了工厂、农村,走向了大众。话剧是大众艺术。中国话剧是从校园发展起来的,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在努力走向大众。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更给话剧走向大众增加了动力。一批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在批判旧戏的同时,积极引进外国话剧,易卜生、莎士比亚、王尔德等一些作家的戏剧作品被介绍进来。那时,对中国话剧创作影响较大的是易卜生的话剧,影响了一代中国作家的创作思维,很多人模仿易卜生的话剧样式创作“社会问题剧”,其目的就在于从内容上突破传统戏剧的模式,通过描写普通民众的生活使话剧逐步走向大众。但这样的目的并没有完全实现,五四时期的话剧只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受到欢迎,还没有真正走向普通大众。“左翼时期”,话剧的观众群有了扩大,从校园扩大到工厂。在左翼戏剧家的指导下,在工人中组织、成立了很多“蓝衫剧团”,演出反映以工人生活为题材的话剧,使话剧在工人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话剧真正走向大众是在抗战时期。从客观上讲,战争的威胁唤醒了艺术家们的觉悟,坚定了他们保家卫国的理想信念;从主观上说,面对着民族存亡的危机,艺术家们进一步增强了以艺术服务于抗战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他们放弃了大城市的生活,走向广阔的天地——工厂、农村、军营乃至战斗的前线,以话剧动员民众、宣传抗战、鼓舞士气,深受民众的欢迎,特别是那些直接反映现实生活,情节简单,内容容易明白的街头剧和活报剧,更受到普通民众的青睐。通过看戏,他们提高了斗争的觉悟,增强了保家卫国的责任意识,并以实际行动加入到抗战的洪流中去。

  抗战使话剧扩大了发展空间,同时也使话剧在火热的斗争生活中获得了丰富的滋养。艺术家们每到一地,常常根据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所发生的故事创作话剧作品,演出后深受人民大众的欢迎。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武汉,“三厅”上下群情振奋。田汉立即派抗敌演剧队第九队去台儿庄前线进行慰问演出。九队队长吕复带领队员到达台儿庄后,立刻组织创作人员根据台儿庄大捷的胜利进行创作,很快演出了活报剧《血战台儿庄》(王为一编剧),演出后大大鼓舞了全体官兵的抗战斗志。后来,他们又把这个戏改编为卡车剧《台儿庄大捷》,到各战区和各地进行巡回演出,很受抗战军民的欢迎。洪深在武汉时根据一位空军飞行员的英雄事迹,创作了话剧《飞将军》。1938年秋,从江西德安地区传来“德安大捷”的喜讯,田汉受郭沫若的委派,亲自去前线采访抗日将士,写出活报剧《德安大捷》,由抗敌演剧第九队去部队慰问演出,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1939年,长沙会战取得胜利后,田汉马上奔赴前线,采访参加这次战斗的国民党官兵和当地民众,创作出电影文学剧本《胜利进行曲》,先拍成电影。之后,抗敌演剧第九队的同志们又根据电影剧本改编成话剧《胜利进行曲》,去抗敌前线作慰问演出,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解放区的众多话剧团和文工团,如抗敌剧社、战士剧社、人民抗日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先锋剧团、战斗剧社、烽火剧团、新四军二师文工团、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等文艺团体,都积极参加了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根据当时军队和农村中发生的故事或真人真事创作、演出了大量宣传抗战的话剧,如《消灭汉奸》、《当兵去》、《前线故事》、《三颗手榴弹》、《抗到底》、《子弟兵和老百姓》、《李国瑞》、《戎冠秀》、《重逢》、《查路条》、《血泪仇》等,都受到抗日将士与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

  抗战促使话剧在艺术上走向成熟。如果说,曹禺的《雷雨》在1934年出现,标志着中国话剧在文本创作上的成熟还只是一个个案的话,那么,抗战时期话剧的成熟则是整体性的,其表现:一是创作好作品的作家多,出现了一批比较成熟的作家;二是从文本创作到舞台演出——包括导演、表演、舞台美术等各个方面——的成熟,尤其是历史剧的创作,出现了《屈原》(郭沫若)、《天国春秋》(阳翰笙)、《忠王李秀成》(欧阳予倩)、《秋声赋》(田汉)、《法西斯细菌》(夏衍)、《凤凰城》(吴祖光)、《海国英雄》(阿英)、《金田村》(陈白尘)、《正气歌》(吴祖光)、《棠棣之花》(郭沫若)、《全民总动员》(曹禺、宋之的)等一大批优秀剧目。抗敌演剧队也演出了一大批历史剧目,如《李秀成之死》(阳翰笙)、《前夜》(阳翰笙)、《飞将军》(洪深)等,通过宣扬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的斗争精神鼓舞全国民众的抗日士气。直到今天,抗战时期话剧创作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仍是不可超越的。

  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研究中,曾经出现过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抗战时期的文学作品都是为政治服务的,艺术性比较差。事实并非如此,至少话剧创作不是如此。现在,从事戏剧研究的人都承认,抗战时期的话剧是中国话剧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时期,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是不容置疑的。直到今天,抗战戏剧的创作与发展道路仍对今后的戏剧创作具有着一种启示与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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