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春涛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取得完全胜利的第一次反侵略战争。它使中国的国际影响空前扩大，奠定了中国战后世界大国的地位，也使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得到迅速发展，打下了其夺取全国政权的坚实基础。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共产党已发展为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0多万人，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 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在外有日本军队大举入侵、内有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的复杂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何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现择其要者，略述如下。

　　一、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为建立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赢得了广大爱国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多次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1933年1月1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等人的名义发表宣言，第一次提出在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等三个条件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通过谈判，成立国防政府，组成抗日联军，共同抗日。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蒋介石和国民党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中共中央通过各种渠道，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将抗日反蒋的方针改为逼蒋抗日。不久，深受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影响的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在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张、杨的共同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接受了联共抗日的主张。

　　为了促成国共合作的实现，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保障言论自由、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迅速完成对日作战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并提出，如果国民党将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意实行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经过艰苦谈判，国共两党终于在卢沟桥事变后不久达成了合作协议。8月，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为陕甘宁边区。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是比较好的，但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制造了一系列摩擦事件。对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给予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击。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件，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遭受重创。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采取军事上严守自卫、政治上坚决反击的方针，没有使事态发展到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地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没有破裂。

　　1931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维护者。它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把民族利益放在阶级利益和党派利益之上，在全国人民中树立起了爱国主义的良好形象。

　　二、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战略方针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了全面抗战路线及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方针，领导自己的军队在敌后战场开展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既有效地消灭和牵制了日伪军，又保存和发展了自己的力量。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形势和任务。会议认为，只有实行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为此，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推动国民党的政策实行全部的彻底的转变，另一方面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会议制定并公布了体现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树起了一面动员、争取和团结广大抗日民众的旗帜。

　　关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战略方针，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共中央就根据敌强我弱的特点，确定为自己长期实行的游击战。在谈判中，中共领导人拒绝了国民党提出的共产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独当一面”的要求，最终商定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担任“战略游击支队”，在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

　　在出师前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从战略上配合友军作战；保存与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

　　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八路军进军山西后，先是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取得了平型关伏击战等胜利。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则重点转入发动群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进入晋东北地区，一二〇师进入晋西北地区，一二九师进入晋东南地区，一一五师另一部进入晋西南地区。党组织还在河北、山东等地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建立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南方的红军游击队被改编成新四军后，也挺进大江南北，在苏南、皖南、皖中等地区建立了根据地。

　　1938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预见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强调争取抗战胜利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离不开人民战争；阐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就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在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广泛发动地雷战、地道战、伏击战、麻雀战、破袭战等各种形式的游击战，把敌人的后方变成前线，使日伪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八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兼顾各阶层民众的经济利益

　　为了团结各阶层民众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减租减息和公私兼顾等经济政策，最大限度地平衡和兼顾各阶层的利益，赢得了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实行多年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转而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根据《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规定，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制定和公布了减租减息条例。减租的办法一般是“二五减租”(即把原租额减少25%)。减息的办法一般是规定年利率为一分(即10%)，最高不得超过一分半(即15%)。实行这一政策，一方面减轻广大农民的负担，调动了他们参加抗日斗争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保障了地主和富农的合理利益，使他们也能拥护抗日民主政府。在工业方面，抗日民主政府也规定了一系列办法，一方面改善工人待遇，保护工人权利；另一方面也照顾到资本家的合理利益，使他们也有继续生产的积极性。

　　减租减息在实行初期，有的根据地出现了一些偏差，或者明减暗不减，或者不交租不交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2月6日，又发出《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文件的主要内容是：减租减息的目的是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不是消灭封建剥削，因此实行减租减息后，还需交租交息，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在适当改善工人生活的同时，鼓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在减轻富农封建剥削的同时，鼓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中央要求，纠正一切过左过右的倾向，采取调节农民与地主双方利益的方针。根据中央的指示，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检查纠正了此前的各种偏差，保证了减租减息和公私兼顾政策的健康实行。

　　为了缓解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减轻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中国共产党还在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强调自己动手，走生产自救的道路。毛泽东还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总方针。

　　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实行的经济政策，调节了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最大限度地兼顾了各阶层的经济利益，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为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四、实行广泛和充分的民主

　　在经济上兼顾各阶层利益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方面实行了空前广泛和充分的民主，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人士的积极性，展现了一片全新的清明气象。

　　早在1937年7月，陕甘宁边区就在乡、区、县、边区各级实行普选，选举产生各级政府。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规定了抗日民主政权实行普选的原则。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规定根据地政权的性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在政权人员的分配上，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抗日民主政权的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严格贯彻和体现了“三三制”原则。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9名常驻议员，其中共产党员3名。选举18名边区政府委员，其中共产党员7名，略超过1/3。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经大会通过，以党外人士递补。开明绅士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批评了党内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作风，强调“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力。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三三制”的原则在其他根据地也得到了很好的执行。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层政权是直接选举产生的。由于许多选民不识字，就实行“掷豆子”等方法进行选举。选举委员会根据候选人的数量准备若干个碗，每个候选人一个碗，给每位选民几粒豆子，选谁就投到谁的碗里。

　　中国共产党还十分重视根据地的廉政建设。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为了使全党同志吸取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政权败亡的教训，毛泽东让延安《解放日报》转载了郭沫若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要求领导干部作为整风文件学习。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还对依靠民主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监督，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

　　中国共产党实行的解决民生和民主等问题的政策，使各抗日根据地呈现出一片崭新气象，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毛泽东所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并最终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夺取全国政权，是因为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从而赢得了他们的坚定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行动树立起来的无私清廉的形象，长期形成的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在与国民党争夺民心方面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句古训在国共两党的大较量中再次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和证明。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