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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史回眸:“飞虎队”里的中国勇士(附图)

http://jczs.sina.com.cn 2005年08月09日 18:20 解放军报
军史回眸:“飞虎队”里的中国勇士(附图)

图为在飞虎队时的彭嘉衡。彭嘉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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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抗日战争时期在天空中屡建奇功的“飞虎队”,一些人可能会立即想到陈纳德等美国人的名字。记者采访当年的“飞虎队”队员彭嘉衡老人时,他给记者讲起了——

  “飞虎队”里的中国勇士

  本报记者 周奔

  人物小传:彭嘉衡,1921年7月生于印尼,1938年参加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交通兵团,1940年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41年进入中央航空学校学习,1942年赴美国高级飞行学校学习,1944年回国被分配到美国第14航空队中美航空联队,1947年退役,1950年进入军委民航局工作。1986年退休。曾获美国航空最高奖“优异飞行十字勋章”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人陈纳德率领的空军部队,打得日本侵略者魂飞魄散,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飞虎队”。为进一步了解“飞虎队”的事迹,7月22日,记者来到首都机场附近的一栋居民楼,采访当年的“飞虎队”队员彭嘉衡老人。老人得知记者的来意后,满怀深情地讲述起当年的战斗历程。

  听到自己被分到“飞虎队”的消息,我高兴得跳了起来

  我能加入“飞虎队”,得益于冒名顶替。

  我原名叫彭淮清,是印尼华侨。15岁那年,父亲把我送回老家广东兴宁县读书。没多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侵略中国。同学们带着杀敌报国的决心纷纷投笔从戎,我也参加了第4集团军交通兵团。

  1940年,前身为黄埔军校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来招生。因为学校要求考生必须高中毕业,我就借了老乡彭嘉衡的高中毕业证书报名应试,没想到竟榜上有名。被录取的考生列队点名时,点到彭嘉衡的名字没人回应,招生人员喊了3次,我才恍然大悟,这是在叫我呢,连忙回答了一声“到”。从此,我就变成了彭嘉衡。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不仅是我名字的改变,也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两国正式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不久,中央航校来我们学校招生。那时中国空军十分弱小,虽然飞行员们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制空权还是被日本空军掌握。由于常挨日本空军轰炸,我早就想找机会教训他们了。所以一得知消息我立即报了名,结果又被录取了,成为航校第15期飞行学员。

  在航校里我学得很认真,初级班飞行培训毕业后,获得去美国进一步学习的资格。在美国学习将近两年,1944年我回到了祖国。当去重庆空军总部报到时,有关人员告诉我,我被分配到美国第14航空队中美混合联队第5大队17中队。

  当时,第14航空队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在世界上知名度也很高。这支部队的前身是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创始人是美军退役军官陈纳德。为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者,1941年在美国政府的暗中支持下,陈纳德以私人机构名义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来华对日作战。他们驾驶着画有“插翅飞虎”队徽和鲨鱼头形的战机,屡次打败强大的日本空军,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飞虎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正式对日宣战,“飞虎队”被编入美国空军,并成立了中美混合联队。此后,“飞虎队”越战越勇,不仅在中国的天空中打击日军,而且远赴东南亚和日军作战,还飞越喜马拉雅山,开辟了著名的“驼峰航线”,把大量军用物资从印度送到中国。

  所以,听到自己被分到“飞虎队”的消息,我高兴得跳了起来。

  亲身经历使我认识到,“飞虎队”的威名是战友们用生命换来的

  第5大队驻守在位于湖南西部的芷江机场。芷江机场航空设施条件较差,碎石跑道又短又窄,三面环水,而且跑道两头又有小山,作为机场并不理想。但它位于前线附近,又很隐蔽,所以在抗战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美混合联队由中美两国飞行员共同组成,其中大队长、队长、飞行员都是两国人员各半,每次执行任务也是两国人员各半。当时我们驾驶的美国飞机性能优越。比如,我驾驶的P—51野马式战斗机,是美国最先进的战斗机,钢铁装甲,火力强大,油箱被击中后可以自动封闭。日本飞机虽然在性能上不如我们的飞机,但飞行员技术娴熟,作战勇敢,因此空战十分激烈。

  记得我刚到17中队报到,就听说我在中央航校的教官、分队长林耀在战斗中牺牲了。没几天,越南归国华侨、分队长卢易彪又牺牲了。接着,我的同学陈置也牺牲了,朱杰在战斗中受重伤,俞杨和因飞机被敌人炮火击中下落不明……

  美国飞行员牺牲的也很多。有一天,我正在值班室等待任务,突然天空中摇摇晃晃地飞来一架B-25轰炸机。这架受伤的飞机栽到离值班室只有五六十米远的地方,当即起火燃烧。一名美国飞行员被夹在机舱里出不来,救护人员束手无策。美国大队长见他被烧得惨叫不止,拔出手枪向他开了两枪,然后低着头慢慢走开了。我看见大队长一边走一边哭,满脸都是泪水。

  这一桩桩一件件事例,使我深深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也使我认识到“飞虎队”的威名,是战友们用生命换来的。想到自己说不定哪次上天后,就再也回不来了,我就和同住一屋的同学马宗骏,相互交待起后事。交待完,我马上有一种轻松的感觉。

  以后的战斗中,我表现得异常勇猛,也多次遇到险情。其中最难忘的一次,是奉命轰炸武汉长江江面上的日军军舰。

  当时我和战友们驾机穿云破雾来到汉口,看到江面上日军军舰正在飞机的掩护下向西开进。我避开日机向敌人军舰发起猛攻,日军军舰的防空火炮向我齐射。我对准日军军舰丢下炸弹后急忙撤退,但飞机还是受了伤。飞回机场后,我发现飞机的机尾被打出20多个弹孔。看着这些弹孔,我马上出了一身冷汗。

  日军将领乘坐飞机,在我们大队9架飞机的押送下,前来递交投降书

  在中美空军猛烈的打击下,日本空军损失惨重,渐渐变得无还手之力。我们乘机扩大战果,派遣飞机轰炸日本本土。1945年2月25日,我们中美混合联队轰炸了防卫严密的日本皇宫,使日本人受到极大震撼,日本首相小矶国昭不得不向天皇谢罪。

  日军在天空中打不过我们,就在地面上想办法。3月下旬,日军大本营集中重兵,先后在鄂北、豫西发动攻势,在付出极大伤亡后,夺得了南阳、襄阳、老河口等地的飞机场。但我们混合联队的飞机还是不断轰炸日本本土和平汉、粤汉、津浦等铁路沿线,日军这才发现我们的机场在芷江。随之,日军集中8万大军进攻湘西。

  由于芷江机场的重要地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现日军的企图后,不仅从附近调集大批部队阻击日军,还特意从昆明空运来原属于中国远征军的新六军保卫机场。那场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日军官兵嚎叫着拼命进攻,中国军队呐喊着拼死抵抗。为支援中国守军作战,我们驾驶着战机对敌人进行猛烈轰炸。随着炸弹像冰雹似的投向敌阵,湘西翠绿的山峦,转眼间被染成片片殷红,中国军队乘机发起反攻。战斗结束了,冲在最前面的日军一线部队,没有一人生还。素以具有武士道精神闻名于世的日军官兵,顾不得掩埋战死的同伴连夜后撤。

  芷江战斗后,没过几个月,日本就宣布投降。当时,还在芷江机场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那天,看着日军将领乘坐飞机,在我们大队9架飞机的押送下,飞临芷江递交投降书时,我百感交集,不禁又想起了牺牲的战友们。

  抗日战争胜利了,“飞虎队”也光荣地结束了自己的使命。来自美国的战友返回家乡,中国飞行员被改编为中国空军。

  “飞虎队”从成立到抗战结束,共击落敌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敌商船、44艘军舰,击毙日军官兵66700名以上。这辉煌的战绩里不仅凝结着美国飞行员的鲜血,也凝结着许多中国飞行员的鲜血。不久前,我把自己在“飞虎队”获得的“优异飞行十字勋章”,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让更多人了解“飞虎队”里中国飞行员的事迹,记住他们为抗战胜利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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