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光明

　　在1995年纪念二战胜利50周年之前不久，我曾撺掇萧乾说：您作为曾经历过二战的记者，此时最该写写我们今天怎么看二战。我还从书的角度说，一定好看，也好卖。谁不想看一个亲身经历过二战的中国记者如何看二战？很快，他给我写信说：“光明，承你提醒，我才想起一晃就来到二次欧战结束五十周年这个大日子了。从1940年希特勒的狂轰滥炸到‘ 四人帮’的暴政我都经历了，而至今还安然无恙地活在人间，不能不有股自我庆幸之感。从头到尾经历了那场大战，正如我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我越发相信这世界的走向不取决于巨头，无论那巨头多么巨、多么威风。所以二次大战对我的启示首先是，凡想奴役旁人的是枉费心机。世界只会前进不会倒退，一时的倒退到头来会更前进。当年被千百万人伸着右臂喊元首万岁的那位，如今连一撮粪土也没敢留下。本此你也许可以给我扣一顶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的帽子，我希望更多的人戴起这顶帽子。它能使你昂起头来超越畏惧与绝望。”

　　之后的两三个月，我到国家图书馆给他借了很多关于二战历史资料的书，《二次大战史》、《希特勒传》、《我的奋斗》、《丘吉尔自传》、《戴高乐传》、《罗斯福传》、《斯大林传》等。由这些材料，回想当年的二战经历，他写出了一系列回忆二战的文章，后结集为《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于1996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看到他在85岁高龄上，依然思维敏捷，下笔立言，不能不由衷地钦佩。他颈椎不舒服，自己做了一个斜板。为了光线好，又在阳台上弄了个小桌。他晚年的很多文章，就出自阳台这个小桌上的斜板。

　　今年正值二战纪念60周年，重温萧乾10年前的旧作，不仅不会觉得有过时之感，相反，却可以再次让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像“纽伦堡审战犯”，萧乾认为，那本身就是本极好的历史教科书。他不是凭着什么证词去描述，让谁对历史负什么责任，而是把战犯审讯的过程呈现出来。他是为让人们思考，为什么曾经在精神和文化领域出现过那么多杰出人物的德国，何以竟向希特勒这样的人高呼万岁，并跟着他陷入人类最残酷的一场战争呢？同时，也是要让新一代的年轻人一定睁开眼睛正视独裁主义这个祸根。希特勒践踏正义和自由，用恐怖、腐化、谎言的手段进行统治。他藐视人权，最终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战争。

　　《力挽狂澜丘吉尔》、《顶天立地戴高乐》和《混世魔王希特勒》3篇，既是特写人物，又是特写历史，篇幅都不长，却思想深邃。丘吉尔是在英伦三岛存亡的危难关头，当选英国首相的，他主战。而他的前任是要绥靖讲和的。由于丘吉尔上任，英国马上转为了抗战德国的桥头堡。但萧乾是把丘吉尔放到了历史中来拿捏：一方面，他彻底反共反苏；另一方面，一旦苏联加入了二战，成为反法西斯的同盟，丘吉尔马上跟苏联携手抗战。这自然也是出自高于一切的国家利益。从丘吉尔身上可以看到时势造英雄和英雄造时势的辩证关系。以前常说时势造英雄，其实翻过来依然。如果当时不是丘吉尔受命于危难之中，也许二战历史都有可能改写。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另外，像丘吉尔那种战时的坚决刚毅，失败时的顽强不屈，胜利时的宽容敦厚，和平时的友好亲善，萧乾都做了很好的描述。

　　有意思的是，他为什么单把“顶天立地”四个字给了戴高乐？因为他觉得只有戴高乐够得上是一条伟岸的汉子。当法兰西政府元帅、总理全投降了希特勒之后，戴高乐只身流亡英伦，组织自由法兰西，顽强不屈，最后盟军反攻，返回法国，重组政府。具有这样一种艰苦卓绝、坚忍不拔的精神，才够得上。还有，他刚组建政府之后，广开言路，包括法共的报纸也可以办。萧乾也是用此来强调，他虽然没有大国的实力，但是他不丧失国家的尊严。萧乾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在巴黎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报纸天天都指责政府破口大骂，戴高乐也没有采取报禁，而是广开言路，允许异样的声音存在。

　　希特勒作为混世魔王，与戴高乐就截然对立了，他只把亚利安种族的荣誉视为最高，在他眼里，亚利安人是天之骄子。他政治上反对民主，痛恨个人自由，一切领袖说了算，主张用领袖原则来统治，即独裁统治，绝不能实现由多数人决定的制度。萧乾分析了希特勒何以能够从一个小啤酒馆里发迹，何以能够成为这么理性的民族山呼万岁的一个独裁者，又何以发动二战。他把希特勒作为一个反面教员。《一个中国记者对二次欧战的观感》若从历史的两相对比来看，颇有点警世箴言的意味。里边有这样几个小题目：

　　一，“工人也有祖国”。这只有到今天才能看清楚，当时陷于历史的庐山云雾之中，只会觉到无奈得莫名其妙。萧乾从战争的性质可随一个大国的利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改变这一令人费解的历史悖论，分析当时英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何以会和莫斯科代表的国际主义尖锐对立起来。英国工人把自己精神的祖国视为苏联，却与国家利益的抗击纳粹构成了尖锐的矛盾。当时，苏联正与希特勒媾和，还与之签定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工人也有祖国”便是萧乾站在今天的立场来分析半个世纪以前的历史，言外之意不表自明，如果历史重现，工人也该国家利益至高无上，抗战第一，若是连自己的祖国都没有了，国际主义不也形同虚设吗？！这样的认识是多么犀利，深邃，话虽不多，却全在肯綮上，像庖丁解牛似的一刀就切中要害。其实，当时萧乾也困惑，他是在50年之后，才把那个困惑解开了。历史有时就是这么充满了悖论。

　　二，“国际无信义”。萧乾说：世上最不值钱的莫过于国与国之间的保障了。一旦国际上有些什么风云变幻，一纸空文马上就作废了。战争就意味着无数生灵的涂炭。萧乾提到，盟国之间也是只讲利害不讲道义，像中国当时在成为英国的盟国之前，英国为了跟日本绥靖，竟把外界援助中国的交通大命脉———滇缅路封闭了。只有利益！而二战之所以能够爆发，也是因为希特勒总是钻英法美和苏联之间的空子。你绥靖，好啊！那我就占捷克、占波兰。萧乾后来也在思考，二战是不是可以避免？历史若能假设，二战也许真的可以避免。但历史任何的偶然性，仔细想想，一定有历史的必然在其中，总有背后非常复杂，也许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导致它这样。因而，萧乾得出一个无奈而实在、炎凉而深刻的历史结论：个人之间讲求道义、仗义和信义，国与国之间在平时从本国长远利益出发，偶尔也可拔根汗毛。然而在关键时刻背后向盟友捅一刀的事也完全干的出。国家要立足于世界，只能自强不息，决不可信赖旁人的保证。

　　三，“我终于醒悟了”。萧乾写到纽伦堡审战犯，不是单靠法官的木锤，就武断地判你有罪，判多少年刑，或者枪毙。而是完全依照法律程序，罪犯也可以请辩护律师，甚至可以请自己的家人当辩护律师。注重无罪推论，一定要在法庭上经过证据的搜集、证据的论证，确定无疑你就是战犯，才判你的罪。萧乾的感慨是，凡是二战胜利之后在战犯法庭上审判的那些战犯，过了几十年之后，没有平反的。凡事要按照法律程序，依法治国，以人为本。萧乾作为一个记者，有他思想的睿智和深刻，带给我们的思考也应该是在这里。

　　四，“不许背后叛卖”。在雅尔塔会议上，苏美英三巨头背着中国，用中国领土的主权作了一次肮脏的交易，斯大林向丘吉尔和罗斯福提出，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是战后租借旅顺和大连为自由港。萧乾正是由此在文中，甚至建议《联合国宪章》应加上这么一条，即明确规定：永远不许背着有关国家，也就是有关国家不在场的情况下，对那个国家做出任何涉及主权领土的决定。中国的国家主权在二战当中，不只一次被牺牲。不光二战，历史上类似这样的事有好多。读这样的段落，真扎心呐！

　　五，“一个埋葬了半个世纪的疑问”。二战非打不可吗？在纵容希特勒这点上，英法和苏联都是难辞其咎的，都有责任。萧乾举了例子，这种历史眼光太犀利了———由于亲身经历了二战，很多历史的细节他都能信手拈来。比如，他提到，当法兰西陷入纳粹之手的时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向德国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另外，像斯大林跟希特勒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也是这样。所以，萧乾的疑问是：苏联当时是以广阔胸怀从全局出发，从人民的长远出发，打着大算盘呢？还是打着小算盘？

　　六，萧乾的结束语，也算是本文的结束语吧：战争意味着骨肉生死离别，意味着一切美好事物的终结，意味着愚昧、野蛮、歹毒和破坏。他相信，人类社会只会前进，任何拖历史后腿的企图都必惨败。对待战争的态度应该是，一反对，二不怕。因为正义终将胜利，就像二战的最终胜利属于世界人民一样，这是历史的规律。让所有善良的人们都远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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