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对日外交政策看八一叁淞沪战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对中日两国，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对作为主动者的日本而言，此事正是右翼少壮军人国外先行论的实践，企图藉国外军事行动的胜利，栈导致国内政治的改造，对作为受者的中国而言，是陷入一个和战两难的困局，和则政府必被推倒於外，战则政府必被推倒於外，在此危机之下，日本方面所努的，是尽量限制事变范围，不使扩大；中 国方面所拄重的，是平息国内舆情，定出和战决策。

　　九一八之前，中国无论中央或东北地方政府，均未料到日军有全面领东北的野心，致使东北军在丝毫未抵抗的状态下退出渖阳，於是国民政府乃面临了如何因应的问题。当时可采之途，一为宣战，二为绝交，叁为诉诸国联，为直接交涉。宣战一途因国力不足不能采用；而无实力的绝交则徒招外侮；在军事失利以後，如和敌人商量停战，则和投降没有差异，这种论调加上当时政府首长无人敢真正负责，使直接交涉一途也不可能实施；在拒绝直接交涉的同时，国民政府决定采取诉诸国联的方法，以减少人民责备政府的心理，同时运用国联和九国公约制裁或抵制日本。其後虽有孙科内阁下令应设法进行收复东叁省失地，但孙科就任仅一个月即辞职。真正有效抵抗日本侵略，则至一八二之役才实现。

　　一二八事变发生後，国民政府投入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与日军僵持卅叁日，终因军阀不听命令，後援不继，而於叁月二日撤退。可惜的是，翌日国联就将行特别大处理中日纠纷，後因沪战己结束而仅於日要求双方停战，国民政府只好忍痛签订停战协定。

　　在七七事变之初，日军统帅部和政府间，一如以往地有着扩大作战或停战构和的分岐。驻外高级将领大都认为应对中国进行一场膺惩性质的局部战争，七月廿七日，东京传令：支那驻屯军司令官之现行任务为平津地区支那军之膺惩。所以在开战之初，日军是打算速战速决。所谓速战速决是指打一场局部战争，以达到膺惩的目标，而不是以武力迅速横扫中国。基於这种观点，八月中旬，日本大本营决定陆军仅派至华北；为保护日侨，可动用海军，勿须陆军出兵上海之指示。而在国民政府方面调集了中国最精锐部队，似乎说明蒋委员长的决心，不是为守而守，而是为期待决战而守。

　　吾人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观察淞沪战。当沪战爆发时，国民政府虽已决定全面抗战，但以当时双方战力比较，中国绝无获胜的可能，但中国当时是别无选择，战虽可能亡，但不战则必亡，中国只好选择抗战，打算置之死地而後生，来求一个民族翻身的机。所以当时中国必须以为，中国虽非日本之敌，然以土地之广，绝非日军所能全部据有；而英美深忌日本势力的扩张，假以时日，国际情势定有所变化，如彼时再与日本谈判，为害亦较目前为轻。相传张群先生曾：有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後和，和而後安之说，意即对日本若不战而和则必起

　　内乱，若战则一定失败，只有先战而失败，然後讲和，才能安抚内部反日情绪。同时蒋委员在廿六年七月卅一日，曾向胡适与张伯苓表明：政府已决定作战，可以支持六个月。以当时中国国力，是不可能在六个月内击败日本，蒋委员长应是希望六个月结束战争，而结束的途不可能是战胜，而是经由和谈。再者，上海是通商巨埠，各国侨商云集，若能透过淞沪战将中日间的紧张情势，由地方冲突事件转变为国际问题，以唤起列强，出面维持其本国利益，藉而形成对日本的压力，然後再与日本交涉，达成战而後和的目标。十月廿九日蒋委员长更表明期待各国仲裁的意愿，中国对列强的谋和行动，期望最大的是九国公约议(十一月叁日至廿日)，事实上，中国在上海战场一再苦撑，即是为争取此一议的有利情势，但由於日本相信久战终能迫中国降和，遂悍然拒绝各国的停战劝告，而英美因缺乏实力，互相推萎，九国公约议遂无果而终。代之而起的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工作，早在十一月二日，日本外相广田即透过陶德曼开列和平条件，但国民政府并不愿由德国斡停，九国公约议结束後，中国态度见软化，中国之所以进行南京保卫战，乃是为了等待陶德曼的调停，想在谈判中位於有利地位，使中日战争能早结束。所以如困在廿六年十二月初，日本有诚意行和谈的话，则淞沪战可能是另个九一八或一二八事变。可是，日军於十二月十叁日攻陷南京，被胜利冲昏头的日军，提出更苛刻的条件，对於言些条件，中国并未加以拒绝，只是认为过於广泛空洞，希望能知道其性质与内容，日本却以此指责国民政府采塘态度，而迳自於廿七年一月十六日发表声明：今後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待新兴支那政权，一月底，中日双方各自撤回大使，中日双方的交涉即告一段落。

　　淞沪战在上海爆发时，双方都是打算战而後和。日本是企图速战速决，在击败中国部队後，强迫订定城下之盟；而国民政府则希望能持久抵抗，以待时变，再争取有利条件结束冲突。若由此观点，则淞沪战的最初目的，不是求战，而是谋和。可是日军误以为，只要战事持续，国民政府终崩溃，而步步进逼；国民政府则因舆论的压力，也不能作太屈辱的妥协。结果和议失败，战争拖了又拖，只是当东京被炸时，重庆仍然屹立不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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