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唱着歌儿走长征(组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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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jczs.sina.com.cn 2005年05月20日 07:46 解放军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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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芨：“我可是红军中的名角”【陈芨，1918年出生，安徽金寨县油店乡人。1932年参加红军，长征中任红31军宣传队宣传员、宣传队分队队长。抗日战争时期，曾在129师政治部文艺科当干事。解放后曾任宜丰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南昌地委组织部部长、江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江西省委农工部副部长、江西省委参议室主任等职。】 见到陈老时，笔者被他的开朗和精干所折服。他有着超强的记忆力，唯一遗憾的是他的听力已经衰退，交流起来十分困难。陈老说：“我所在的31军宣传队是1932年春天成立的，那时候只有两三个人。后来改为八路军129师宣传队，也叫先锋剧社或先锋剧团。我从长征开始直到抗战，一直在宣传队从没离开过。我们的任务除了对部队进行宣传外，还担负了对老百姓的宣传。那时候，我们演出没有专门的创作人员，所有的节目都是自己编、自己演。我们演出的剧叫目标剧，当时没有剧本，怎么演，演什么，完全就是我们几个宣传员们坐到一块，根据部队中发生的真人真事，你一句我一句凑起来的。到演出的时候，更是全靠个人发挥。实际上就是讲故事，然后分配好你装什么，我装什么，就这样演出了。我们唱的歌，有的是自己编的，有的是跟老百姓学的。只要战士们需要，我们是走到哪演到哪。”说到兴奋处，陈老不无得意：“那时，我可是红军中的名角呀！演戏、吹笛子、弹风琴，我都会。” 陈芨在化妆方面是个高手。长征中，他经常为宣传队的同志当化妆师。据陈芨介绍，那时他用的“化妆品”主要有三种，白色用官粉，红色是从集市上买来的胭脂，黑色则用老乡家里的锅底灰，其他颜色再想办法调。别看这些“化妆品”寒酸，可效果不错，因此他常常作为“香饽饽”被兄弟部队请去帮忙。 长征路上，宣传队员比一般的红军战士还要辛苦，为了提前到达宿营地向老百姓借门板等演出道具，行军时他们要走在前面，行军途中还得边写标语边喊口号。部队休息时，他们要演出；部队宿营时，还得到下面部队教革命歌曲；战斗打响了，要到前线鼓舞士气，有时还要直接参加战斗，甚至帮卫生队的同志收殓遗体。行军路上，陈芨经常是从队前跑到队尾，再从队尾跑到队前，一遍遍地教行军的战士唱宣传队新编的快板书：“红军过了河，羊子奔索索，猴子摸脑壳，矮子挨鞭打，刘湘怕活捉，请问委员长，看你又如何？”陈老向笔者解释说，羊子是杨森，猴子是邓锡侯，矮子是李家钰。这些人物全是当时的四川军阀。老人清晰地记得，在一次战斗中，他正靠在一面墙上给红军战士作宣传动员，突然，敌机来了，扔下一串炸弹，墙被震塌，把他整个埋了起来。好在战士们及时抢救，他只是右腿被弹片击中，没有生命危险。 “红军名角”赞 喻晓 “红军名角”陈芨等人的故事，听起来已经很遥远，很陌生，甚至有些酸涩，但细细咀嚼，却给人以沉思和振奋。 70年前，在那支神奇的跨越千山万水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中，有许多支小分队，小分队里的战士，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竹板、鼓槌、唢呐，除执行战斗任务外，还唱歌跳舞演节目，给人们带来欢乐。他们中的许多人当时还很年轻，脉管里流动着革命的热血。 完全可以想见，那会是什么样的行头，又会是什么样的舞台。所谓“红军名角”，不过是一些土里土气的山娃娃。凭着对真理最朴素的追求，他们活跃在军中，用从未训练过的嗓子和临时学来的舞步，去缓解战友的疲劳，去坚定同志的信念，去点燃无数人心灵的火焰。他们不是歌星，也不是舞蹈家，只是因为革命的需要，才参加文艺宣传工作。但他们受到部队的欢迎，受到战士的喜爱。他们的歌声没有留下唱片，他们的舞蹈没有留下录像，一切都已经无法复制，无法再版，但他们的身影将永远留在历史的记忆中，成为永恒。 陈芨等人是无数红军文艺宣传队员中能够幸存下来并且健在的为数不多的人，长期以来，他们隐踪匿迹，在平静中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他们没有像当代许多文艺明星那样受到人们的追捧，只是偶尔在人们的“寻访”中才被发现。但他们本身就是历史。他们向我们证明，我们的军队在创建的初期，即使在极其艰苦的战斗环境中，也非常重视文艺宣传工作，文艺宣传工作成为整个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种寻访的意义在于：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他们是部队文艺的根。由于他们的肇创，以及以后一代又一代人的继承和发扬，才有了今天我军文艺工作蓬勃兴盛、各类文艺人才层出不穷的大好局面。 我们记住他们，最根本的是记住他们当时从事文艺工作所遵从的宗旨和所肩负的使命。今天的时代与当年完全不相同了，我们无需要求在部队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再去过那种艰苦的生活，也不可能要他们一刀斩断所有的名缰利锁，因为那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但红军文艺战士认定的文艺为战士服务，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这一条，我们必须坚守。纵观军队文艺舞台，我们依然能看到红军文艺战士革命精神延续的踪影，许多军队的文艺工作者深入连队基层，深入海岛边关，与官兵一起娱乐，无数嘹亮的军歌，荡人魂魄，振奋军心。近年来，社会上许多文艺尖子纷纷走进军营，这是好事，说明他们热爱人民军队，军队和军队文艺工作者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但作为军队的文艺战士，他们必须懂得，文艺战士具备的首要条件是，应该有军人的气质、军人的情怀，他们的一切艺术活动，应该尽展威武雄壮的人民军队的风采。 我们赞美“红军名角”，更要继承红军精神，发扬红军时代文艺战士为兵服务、为战士服务的光荣传统，沿着前辈踏出的路昂首远行。士兵的欢笑，军队的强大，就是全军每一个文艺战士的最高荣誉。 张鸿山：“没女的就男扮女装” 【张鸿山，苗族，1921年7月生于湖南省龙山县召市镇康家堡。1935年5月参加红军，同年参加长征，任红六军团18师53团2连通信员。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359旅青年干事、副排长等职，参加过著名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被评为生产模范。曾在战斗剧社的戏剧分社工作过。解放后在陕西就地转业，先后在泾阳县铁厂、花纱布公司、三元县农具经理部等单位工作。】 见到张鸿山时，他正在一家医院疗养。讲起自己的长征生涯，他一如当年，豪气冲天：“我小时候家里很穷，曾经给地主家放牛，根本吃不饱。14岁时，我参加了红军，在长征途中当了一名通信员。记得有一次打土豪，由于大部队不在，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来打伏击，我们的部队被冲散了。我趴在水沟里整整呆了两三个钟头，因为沟边的草高，敌人没发现我，才躲过了搜索。过雪山时，太阳烤得人嗓子直冒烟，但有可以下江喝水的地方，都竖着木牌：‘不许喝冷水！’往越高处走空气越稀薄，大家都累得喘不上气了，可是稍微平坦一点的地方都插个木牌：‘不准坐下！’到后来，大家都拉着手走，而年幼的我几乎是被大家拖着、背着爬过了山。那时候小，不知道苦，只要想办法把肚子填饱就是了。” 1936年6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二、六军团正式改为二方面军。四方面军的同志为会师准备了文艺演出，表演了话剧、红军舞等节目，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于是，贺龙决定二方面军也要成立一个剧社，并说，“红四方面军火线剧社能做到的事，我们也能做到。这些小鬼不是很活泼很精干吗，到部队把那些能弹会唱的调来，没有女的我们可以想办法嘛……”就这样，张老和其他十几个“红小鬼”被调到了新成立的战斗剧社的戏剧分社。他们到四方面军的火线剧社跟李伯钊学习跳舞，一个月后就能登台演出《红军战士欢庆胜利舞》等3个节目。“演出时，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涂着红墨水，在舞台上又蹦又跳。没有女的，我们就男扮女装，把节目演得活灵活现。”说到这，张老还坐在病床上给笔者比划了几个舞蹈动作，显然，男扮女装着实让他过足了戏瘾。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时，张老和剧社的同志一起把活捉国民党师长的事编成话剧，给兄弟部队留下了深刻印象。张鸿山还记得，后来剧社到延安学习时，来了好多名人给他们上课，其中丁玲专门指导过舞蹈。最让张鸿山难忘的是，他在一次军事技能比赛中得了奖章。晚上毛主席请获奖者吃饭，每桌几大盆炖肉。毛主席走来走去，一会儿给这个夹夹菜，一会儿和那个拉句话。毛主席还和张鸿山说了话，主席问他：“哪年当兵，哪个连当兵，连长对你好不好？”感动得张鸿山一边嚼着肉一边流眼泪。 李玉南：“唱歌跳舞同打仗一样重要” 【李玉南，1916年出生，1932年参加红军，3年后参加长征，曾任川陕少共妇女部长、中央剧社团委书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队指导员等职。1937年春，在延安与双腿截肢的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徐梦秋结婚，并陪同徐到苏联治病，经历过莫斯科保卫战。1942年4月，军阀盛世才叛变，正在新疆的李玉南与徐梦秋一起被捕入狱。1949年回到家乡四川通江，任通江县民政科科长等职。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如果用一句问话去开启尘封已久的记忆，那么这句话的分量太重了，几近于残酷的锐利；如果用一段感情去温润已逝的经历，那么这段感情又太复杂了，仿佛千丝万缕，荡气回肠。面对李玉南时，我们就会有这样一种感觉：看着满头白发、笑时眼睛会弯成弧线的她，就好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阿婆，慈祥可亲，温和恬静。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生活中静如止水的阿婆，却是那个当年长征中的好枪手，那个一贯主张“唱歌跳舞同打仗一样重要”的女指导员。 从放牛娃到娘子军的转变，令李玉南高兴得整夜都无法入眠，也许从骨子里李玉南就对传统的童养媳有很强的叛逆心理，到了部队，她发现女兵跟男兵没有区别，就是一起训练、一块打仗，特别高兴。李玉南回忆说，她那时没有文化，但却是公认的嗓门高、记性好、胆子大。17岁时，她已是川陕少共妇女部长和少年先锋队总指挥。“那个时候可没有电喇叭，但每回我一讲话，好远大家都听得到。我那时到县里检查工作，如果工作没做好，我就会毫不犹豫地给对方严厉的批评，他们都挺怕我的。” 提起长征，李玉南说：“爬雪山过草地又累又困，但不敢睡，害怕一睡着就醒不来了。困了就向战友要来烟酒，因为喝酒、吃辣椒可以御寒，抽叶子烟可以提神。都是因为那时候没有注意，后来我才患上了咽炎，至今这个病还让我很苦恼。”在长征路上，李玉南作过宣传队的指导员，一听说搞文化宣传，她满脸笑意：“参加红军后，我学会了跳舞。我们那时候学苏联舞，主要是为了活跃部队行军途中的文化生活，虽然是一男一女两个人拉在一起跳，但大家都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当时我任宣传队指导员，每次活动都由我来组织。我们宣传队的任务，除了宣传革命教育、参加部队战斗外，还要负责教大家唱革命歌曲，为大家演戏。每次演出前，我就组织大家一块熟悉台词、张罗道具、练习舞步什么的。我认为，在那个时候，唱歌跳舞同打仗一样重要。因为每到胜利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胜利的消息编成活报剧或写成快板书和歌曲来表演，这样战士就很高兴，走路就会有劲，落队的也就少了。那时候，我们演出没什么像样的道具，全是门板、饭碗，还有老乡的洗脸盆，能用的我们都用上了。”李玉南说她那时还是个好枪手，什么手枪、长枪都用过，直到现在看电视的时候还是喜欢看一些激烈的枪战镜头。 笔者感言 虽然70年前的雪山草地和今天华丽的舞台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但那简陋的道具、并不成熟的演技，却给一路疲惫不堪的红军战士以极大的鼓舞，正是因为那些高亢嘹亮的歌声和优美动人的舞蹈，长征路才不再枯燥漫长，我们才有了赢得胜利的力量。也正是有了这些宣传员的劳动和智慧，长征的精神才薪火相传，永留世间！（来源：解放军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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