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适逢萨特诞辰一百周年及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法国也展开了大型纪念活动，但对于萨特的最终评价，似乎仍旧是一件不确定的事情，而对于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与艺术青年来说，萨特当年的偶像级地位今天是否已轰塌？

　　从“萨特热”到罗伯-格里耶

　　【作者】刘禹

　　八十年代中国的“萨特热”如今再也不会重现，文学狂热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对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部分中国青年，其貌不扬的让·保罗·萨特不仅是作为文学家、哲学家被崇拜，而且更像一个被追捧的明星或精神偶像。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文艺青年，大概还能记得布列松拍的那张萨特像，萨特躲在画面的右下角，嘴里叼着他那招牌式的烟斗，身后是雾气茫茫的大面积的天空，一只路灯让观者联想这大概是巴黎的某条街或某座桥上，萨特长着一双外分眼，这是一种无关轻重的眼病，甚至可能使他有更宽的视野，从照片可以使人感到这一点，而可能更让人有所触动的一点是：画中人那种郁郁寡欢的神情。两位大师(布列松与萨特)仿佛不期而遇，把一个启蒙者的形象于八十年代不可预料地铭刻在一些中国青年的心中。当二十几年后，当年曾狂热地阅读过萨特作品的青年，在他百年诞辰之际回想从前，首先映入脑海的竟是这样一张照片，而不是他那些部头巨大的著作或声名显赫的主义。

　　《恶心》开启文学青年胃口

　　记不得第一次看到那本没有封面的《恶心》是什么时候，反而是这个词“恶心”引起的迷惑更多于猜想。《恶心》是萨特的第一本小说，是他写得最好的小说，声名自然也最大，这也是最早被介绍进中国的小说之一，可能在这之前，一套诺贝尔作家作品选有一个中篇《一个厂主的早年生活》更早一些，小说里面描述的一个物件也是令人恶心的，那是一块塑料仿真大便。《恶心》写于1938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年，萨特33岁，四十多年后，爱好文艺的中国青年有机会读到了它。这本日记体小说带给中国读者的启迪也许并非作者刻意传达的哲学思想，反而更可能满足了某种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无目的的写作，小说散漫的调式，某些细节的趣味，同时也使他们感性地认识到所谓“现代派文学”的某种意味与特征。而这部书中正对当年好学青年胃口的一个情节是书中一个“自学者”的读书方式：按字母顺序阅读图书馆里的全部图书，不按任何分类法读，因此此人的阅读书目自然一会儿从金属冶炼跳到象征主义诗歌，一会儿从古希腊哲学跳到马铃薯栽培和加工。而主人公洛根丁对石头、门把手的玩味和思辩，自然与达利的软表一样冲溃了某种唯物主义意识对物质的僵硬化认识。在青年期的黏稠和蒙昧中，这本小说里一条并非不重要的副线更令人蠢蠢欲动：洛根丁与咖啡馆老板娘的奇异关系(能不能叫恋情)，黑胶木唱片播放的爵士乐，总也下不完的雨，总是拿错的雨伞，洛根丁鬼一样一身黑衣，仿佛预示战争就要来了。

　　八十年代青年的思想及时雨

　　前些日子，去潘家园闲逛，在两块钱一本的书堆里瞧见了功德无量的柳鸣九先生主编的《萨特研究》。这曾是多么令人爱不释手的一本书，想想这本书里有些什么——只有《七十岁自画像》还残存在记忆里，突然从《恶心》跳到《七十岁自画像》仿佛从马铃薯跳到古希腊，萨特由一个黑衣青年变身为一位狮子王般的雄浑老人，他于风烛残年回首人生，仍然思维敏捷，立场鲜明，洞见深邃。此时是1975年，萨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已成为坏榜样。但百炼成精的萨特，在随意的谈吐中，仍能不失王者风范。当记者问他人生的意义时，他的回答简单直接：人生没意义，说完，大笑。当记者把他的话和笑声一并记录下来，萨特肯定并重复：人生没意义，但伴随着笑声。当年的青年在被这笑声震撼的同时，也不由自主地回到1941年。爱好运动的萨特带着朋友们骑车远足，凭着良好的身体和逞能的天性，他常能比别人多走出一个小时，在等朋友们赶上的时间里，他写成了《存在与虚无》。终于有一天，他写下：人是一堆无用的热情。这就是那部巨著结束的地方。三十几年后这声笑仿佛是这一结语的回响。

　　喜爱使用铡刀般的言论说明，萨特也许不是最深刻精密的思想家，但他可能是他那个时代最有鼓动性的思想家，他的言论最易产生实效。雨果说：一种思想一旦适应了时代，就具有无比的力量。萨特的思想在传入中国时，正逢中国青年间多年压抑的各种能量无可释放之际。当亚丁先生把《理智之年》译入国内时，是否有读者因为看了马蒂厄在小说结尾时，为了一切所有未犯的过错，压抑下去的行动而端枪扫射时，为自己选择了正确的行动之路？如果不出意外，大概他们的实践已成正果了吧。

　　老而弥坚的晚年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萨特在越接近晚年时，介入和行动的欲望越强烈，甚至借助对自己早年的思想与作品的批判开始了对不介入文学的批判，1964年，萨特在一次著名的谈话中宣称：“面对一个正在死去的孩子，《恶心》是无能为力的。”这时，他心中的矛头已经指向以形式实验为特征的风头正劲的新小说，主要指阿兰·罗伯-格里耶和纳塔莉·萨洛特。想想萨特曾是萨洛特第一部小说《一个陌生人的肖像》的序言作者，大肆推崇过这位崭露头角的新作家，并为其作品命名为“反小说”，此时的这种转向说明萨特对自己的“介入文学”的信仰是多么不计代价。而其对新小说的旗手罗伯-格里耶的批驳更为坦率：“你们是否相信，我能够在一个不发达国家阅读罗伯-格里耶的作品吗？他没有感到自己身心残疾。我把他想作一位优秀作家，但他是写给安逸的资产阶级的。我希望他明白几内亚的生存状态。”这段话最后一句已不再只是一个“不介入”的笼统的说法，它直接指向的就是罗伯-格里耶的肉身，当时罗伯-格里耶的职业既在几内亚做农艺师，而其小说《嫉妒》的灵感亦源于此。

　　罗伯-格里耶取代萨特

　　现在，这场四十年的笔墨官司，已烟消云散了，在中国大陆八十年代兴盛一时的“萨特热”在九十年代的一小部分铁杆文学爱好者中已被悄然兴起的不像他那么伟大和重要的作家罗伯-格里耶取代，但时代的兴奋点和罗伯-格里耶的文学特征已使他绝不会在中国热起来了。两千年后，更关注自身存在和本土意识更强的一代青年或作家似乎被某个外国的大师拐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人们更具有平视或忽视身外之物的能力。无论是面向大众讲话的萨特，还是只爱自言自语的罗伯-格里耶，都远离了公众的视线，他们只能成为某个读者出于个人兴趣的一种选择，一种知识考古学的对象。肯定还有人，但大概不会是某个安逸的资产阶级，反而可能是我这样一无所有的人，在这个不发达的国家里，也许还会继续青年时代的爱好，在不偏不倚的心情下，偶然拿起萨特或罗伯-格里耶，以回忆他们曾给我的身心带来的清晰或暧昧的美丽时光。

　　《国际先驱导报》法律声明：本报记者及特约撰稿人授权本报声明：本报所刊其撰写的稿件和提供的图片，未经本报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有需转载者请致电010—63073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