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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泛起所造成的安全问题。近年来在国际战略格局严重失衡的大背景下，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日益抬头，活动猖獗。这三股恶势力具有反社会、反人类、滥杀无辜，非理性的特点。“基地”组织虽已遭打击，但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际，又获喘息之机，在中亚、南亚、东南亚仍具有相当的能力与破坏力。台湾岛内的分裂势力不择手段，蓄意制造社会 族群对立，全面实行“绿色恐怖”，疯狂煽动极端仇恨情绪，玩弄民粹主义，挑战一个中国，加快分裂步伐，日益具有思想偏执化，行动非理性化与诡异化的特点，是当前及未来台湾海峡以至整个东亚地区不稳定的根源。

　　四、信息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环境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随着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一些新的安全问题逐步显现。由于亚洲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相对薄弱，经济结构相对脆弱，在全球化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易于受到强势经济的影响，以至操纵。这些问题虽不会立即危及国家的生存，但影响国家全局的稳定，对国家的发展造成严重威胁。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五、外部势力对亚洲的军事介入与军事存在所带来的安全问题。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国不仅实现了对南亚的军事控制，而且首次进入了欧亚大陆的腹地中亚，在中亚建立了军事基地，控制了这个战略枢纽和能源基地。美国还通过反恐，军事上正在重新回到东南亚。东北亚则一直是美国的军事锚地。从近期看这些军事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有维护地区现有秩序的作用；但从长期看，将对地区稳定与地区安全带来许多不确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军与驻在国的利益矛盾，美军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将逐渐突出。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亚洲安全问题总的特征是冷战时期遗留问题与冷战后产生的一系列新的安全问题并存，各国国内安全问题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同在，亚洲内部因素与亚洲外部因素交织，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伴。虽然安全威胁的烈度有所下降，但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大大上升。亚洲安全总的呈现不确定，不稳定，不易预测的特点。

　　亚洲安全的地区化和地区主义

　　庞中英：教授，南开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

　　◎ 亚洲地区出现的这一系列多边地区安全机制、框架和建议、构想，还不是统一的亚洲地区安全体系，但是，它们的出现和演变，不仅为亚洲地区安全注入了新因素，而且为地区安全体系的构造奠定了某种重要基础。

　　亚洲已经并非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不仅在经济上亚洲存在着地区化和地区主义，而且在安全上也具有走向地区化和地区主义的趋势。根据上述地区化和地区主义的定义，亚洲安全地区化是一系列的地区安全进程的综合。我们已经看到亚洲的许多安全问题是相互联系着的，具有地区性的特点；亚洲许多国家之间安全上也越来越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在次地区一级，特别是在中亚、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安全地区化都有显著的体现。

　　在地区安全方面，冷战后，这个地区一直在探索新的地区安全体系建构。众所周知，亚洲地区并没有欧洲那样的地区安全体系(北约、欧安会和欧洲联盟)。不过，冷战结束后，亚洲、特别是东亚、逐步开始探索建立地区安全体系的过程，探索如何在亚洲范围内组织安全的原则和机制。这一规范性的过程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亚洲地区在冷战结束后出现了大量的讨论地区安全的灵活性的多边机制。另一方面，关于地区安全体系的主张、建议、设计等观念性的东西总是很多，一直是一个焦点。人们甚至期待着亚洲最终出现“多元合一”的地区安全体系。

　　在观念方面，关于建立亚洲地区安全体系的观点很多。例如，在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举行的情况下，许多方面(甚至包括美国人)在谈论依靠这个会谈机制最终建立经常性的、机制性的东北亚安全合作论坛。“东亚地区变化的政治、安全和经济趋势呼唤着新的安全结构，而建立一个‘多元的安全共同体’将能够满足这种要求。”2004年5月14日，美国亚洲协会与韩国外交通商部联合进行“东北亚的经济未来”会议上，韩国前国际政治协会会长金达中教授把六方会谈当作是东亚地区主义的一个良好开端。而在2003年的巴厘岛东盟首脑会议上，东盟国家大体同意了印度尼西亚提出建立“安全共同体”的主张。

　　这样的安全地区主义思想，已经不仅在东亚出现，而且扩大到了更广泛的亚洲。日本驻印度大泰邦于2004年3月31日在新德里提出“中国—日本—印度三边战略轴心有助于地区稳定和繁荣”的建言。这个建议在亚洲引起了一些注意和讨论。这位日本大使认为建议中的中印日合作“对亚洲的稳定和繁荣是十分重要的”，声称已经与印度有关方面非正式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访问的Sunanda Kisor Datta-Ray在香港《南华早报》撰文认为，这是一个“亚洲人建立的亚洲安全体系”，这显然是一种亚洲主义的安全地区主义。

　　亚洲地区出现的这一系列多边地区安全机制、框架和建议、构想，还不是统一的亚洲地区安全体系，但是，它们的出现和演变，不仅为亚洲地区安全注入了新因素，而且为地区安全体系的构造奠定了某种重要基础。

　　一句话，上述一系列多边安全机制和多边安全观念正代表着亚洲的安全地区化和安全地区主义的发展，而且它们相互促进。这表明，亚洲存在着对地区安全体系的强大需求。值得指出的是，一些非常重要和关键的“地区间关系”形式，主要是APEC和ASEM，则促进了亚洲的安全地区化和地区主义。APEC原来以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以及经济技术合作为主要目标。亚洲金融危机和“9·11事件”前，尽管存在着要求讨论安全问题的建议，但APEC基本上很少涉及地区安全问题。但是，金融危机后，特别是“9·11事件”后，这一论坛公开讨论安全问题，比如主要谈论的是如何在地区范围内开展国际合作，打击恐怖主义。与APEC一样，亚洲和欧洲会议也是一个跨地区的综合论坛，主要由东亚与欧洲联盟成员国组成。亚洲地区安全问题在亚欧会议上也得到各种讨论。本文接下来要重点谈到欧洲联盟在亚洲安全中的角色。

　　当然，亚洲的安全地区化和地区主义还处在初期和不稳定的阶段。冷战时期形成的双边安全同盟，主要是一些亚洲国家与美国的安全同盟远比任何地区多边机制都来得重要。日本继续不断地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同盟，特别是在伊拉克问题和朝鲜核问题上。中日安全关系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一个不断崛起的中国引起了日本的不安。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仍然具有中心性，“亚洲各国与美国的关系仍然比它们之间彼此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亚洲对多边的地区安全体系的广泛需要还不可能得到满足。

　　亚洲安全机制与美军在亚洲的存在

　　张沱生：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部主任

　　◎ 中国是亚太地区各种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的积极参与者与推动者，在众多重要的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组织中，如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六方会谈、东北亚合作对话会中，中国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统一、完善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对于维护地区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在安全机制的建设方面，亚洲与欧洲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也应看到，近年来，不同层次的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在亚洲地区正在加速发展，形势令人鼓舞。

　　中国对于建立地区多边安全机制采取积极开放的态度，愿与各国共同努力，逐步建立起符合地区特点和各国现实需要的地区安全机制。与欧盟一样，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多边主义最积极的支持者。然而，由于亚洲与欧洲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中国认为，建立亚洲多边安全机制，不能简单照搬欧洲模式，而只能走一条秩序渐进的道路。亚洲各国应首先建立起包括双边/多边、一轨/二轨、官方/民间多形式、多规模、多层、多种机制并存的地区安全对话框架；其合作内容既包括传统安全又包括非传统安全问题，还包括各种形式的军事交流与对话；在此基础上，再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在东亚以至整个亚洲，以新安全观为指导，逐步建立起统一的安全合作机制。

　　目前，中国是亚太地区各种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的积极参与者与推动者，在众多重要的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组织中，如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六方会谈、东北亚合作对话会中，中国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些多边合作或对话机制，如APEC、亚欧对话、10+1、10+3、博鳌论坛等，虽不以安全对话合作为主，但也涉及到安全对话的内容，中国在其中亦十分活跃。

　　谈到亚洲安全机制，还有一个必然要涉及的问题，即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及其在亚洲建立的以美日同盟为支柱的各种双边军事同盟。我认为对这个问题中国的政策与态度是明确而务实的：1、鉴于美国军事存在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已成为当前亚太安全秩序的一部分，而一些亚洲国家目前仍希望美国保持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中国无意要求美国从亚洲撤军。2、美国应认真考虑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安全关切，在亚太地区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不是相反。3、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是否应保留，最终应由其所在国决定。4、在冷战结束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无助于维护和平，保障安全，军事集团的作用应逐渐缩小。中国不赞成或者反对美日强化军事同盟的种种做法，更反对建立所谓“亚洲的北约”。中国对美日可能联手干预台湾问题保持高度警惕。5、“9·11”以来，美国大力加强在亚洲的军事存在(特别是在中亚和东南亚)，这增加了中国的疑虑。美国政府反复强调这是出于反恐的需要，不会在这两个地区谋求永久军事存在。中国希望美国能实践自己的诺言。□ 本刊编辑部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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