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1日电 今天的中国国防报刊登文章，介绍了与“毒魔”较量的漂亮女上校崔玉玲的事迹，她是南京军区装备部某防化技术大队防化技术室主任兼高级工程师，也是目前全军唯一的一名防化技术室女主任。

　　崔玉玲出生于天津一个干部家庭，聪明美丽，开朗洒脱，上学时一直是同学眼里品学兼优的“校花”。1979年高中毕业时，她的高考分数超过了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可从小 就向往军营的她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军事院校———北京防化学院。

　　崔玉玲的工作就是降“毒魔”。所以，从处置侵华日军遗弃化学武器到保障上海APEC会议，都有她的份儿。报道还提到了有关崔玉玲的几件事情：

　　近年来，华东地区在建设施工中不断发现侵华日军遗弃下来的化学武器。每次，她都和同事们冒着高毒、高爆的危险，与遗弃化学武器“零距离”接触。从挖掘、鉴别、包装、销毁到环境跟踪监测、采样分析等，全过程在一线进行技术保障，处置了大量化学毒剂、毒剂炮弹和有毒污染物。其间她所积累的大量翔实的数据资料在后来竟起了大作用。

　　一次，在对南京某地挖掘的遗弃化学武器进行鉴定时，崔玉玲发现一枚毒烟筒的引信上刻着“昭和十五年”的字样，便特意将这枚毒烟筒保留了下来，并加班加点做出详细图谱。接着，她和同事们一起走访了当地村民，找到了当年亲眼目睹侵华日军埋藏化学武器的目击证人。

　　在中国人民的极力要求和国际社会同声谴责下，日方只好派人到中国处理遗弃化学武器问题。谈判刚开始时，日方代表拒不认账，还振振有词地责问中方谈判代表：“凭什么断定是日军遗留下来的化学武器？”中方代表愤然而起，义正词严地指出：第一，化学炮弹上刻有“昭和十五年”字样；第二，分析打印出来的遗弃化学武器图谱与你们日军化学武器图谱完全吻合；第三，我们找到了当时目睹日军埋藏毒剂弹的见证人。在这些无可争议的证据面前，日方代表不得不低下了头。

　　崔玉玲所进行的很多实验和保障工作都是在高温、高毒、高爆的背景下完成的。特别是有些化学药剂对皮肤有刺激和伤害，这对爱美的她来说有些残酷。要说不在意，那不是心里话，不过她的态度是：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化学武器，我们就要作好防化的准备。

　　2003年夏天，她带着几名技术员在偏远的野战部队进行化学试剂的攻关。那里的条件相当艰苦，连女厕所都没有，洗澡更是困难。她在那里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和男同志一样戴着防毒面具、穿着防护服，“全副武装”地冒着高温进行试验，往往一干就是半天，每次脱下防护服时，毫不夸张地说里面都能倒出几斤汗水。大家开玩笑地把做试验比作“洗桑拿”。

　　穿过这种防护服的人都会深有体会：压抑、胸闷、浑身不舒服，而且时间越长越难受。她像这样“全副武装”连续作业最长一次达8个小时。到后来她每次只要一拎起防护服，心里就发憷。可是憷归憷，试验要做，防护服还是照穿不误。

　　崔玉玲的丈夫庞庆华便是她在北京防化学院上学时认识的。庞庆华当时是她的教员。崔玉玲经常要下部队调研保障，或到外地做试验、进行学术交流。为了支持她的工作，那一年庞庆华转业时，毅然从北京调到了南京。同事们开玩笑地说他们“前面是妻子嫁给了丈夫，后面是丈夫嫁给了妻子”。(卢卫东、张永红、刘佩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