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叛逃到美国的原苏联间谍因为遭到中央情报局的无情抛弃而在一怒之下将中情局告上了法庭。这桩官司对正处于困境中的中情局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如果这两名间谍胜诉，那么会有更多对中情局不满的谍报人员走上法庭；如果他们败诉，那么今后外国间谍和中情局合作时不得不三思而行，因为他们也随时可能被无情地抛弃。

　　更令中情局担心的是，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他们如何培训、收买外国情报人员的细 节都会浮出水面，将使中情局的许多机密被泄露。1月9日出版的《洛杉矶时报》详细报道了这宗特殊的案件。

　　昔日间谍四处流浪

　　提出起诉的这对夫妇来自原苏联。出于安全和其他因素的考虑，他们的具体国籍和姓名都没有对外公开，只是被简称为约翰·多伊和简·多伊。

　　这对夫妇说，他们是冷战时期“被美国视为敌国”的高级外交官。冷战时期，他们前往美国驻该国使馆，希望能够叛逃到美国，但是中央情报局却希望和他们做一笔私下交易：留下来充当中情局的间谍，事成之后，中情局不仅将帮助他们移民美国，而且将会向他们提供丰厚的报酬。

　　财迷心窍的他们答应了中情局的要求，并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向美国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日子终于到了头。1987年，他们被中情局设法转移到了美国，中情局承诺向他们提供“终身的可靠保障”，不仅能每年获得可观的津贴，而且可以享受完善的医疗保障。

　　最初的时候，中情局还做了一些表面文章，为他们安排了一处住所，并让丈夫约翰·多伊进入大学深造，毕业后在西雅图的一家银行找了份工作。

　　随着约翰·多伊有了收入，中情局不再向他们提供每年2.7万美元的津贴。但是到了1997年，当约翰·多伊被银行解雇再次向中情局求援时却碰了壁。

　　1997年6月，中情局在给他们的回复中说，对他们的遭遇感到同情，但是由于中情局的预算被削减，使得他们无力继续向他们提供津贴。

　　在被中情局无情抛弃后，多伊夫妇的处境十分悲惨，他们只能寄人篱下，四处寻找工作。他们曾希望在中情局内部提出起诉，但是遭到断然拒绝，绝望之下只能向旧金山的一家法庭正式起诉中情局，希望能获得“公正待遇”。

　　官司胜败均有冲击

　　多伊夫妇的起诉令中情局大感意外，因为自从美国内战以来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间谍不能起诉政府，因为双方的私下协议不能公之于众。

　　美国内战期间，当时的美国总统林肯招募了一名秘密间谍威廉姆·洛德，答应向他每月提供200美元的报酬。然而林肯遇刺后，由于洛德无法证明自己是为政府工作的间谍，所以一直无法领到报酬，直到去世。

　　洛德去世后，他的亲属对政府提出起诉，要求支付拖欠洛德充当间谍期间的薪水共计9753美元，然而最高法院却驳回了这宗案件。此后，美国的法院就没有受理过类似的案件。

　　然而，旧金山第9巡回上诉法庭却在2003年接受了多伊夫妇的起诉，并做出了有利于他们的判决。中情局不得不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最高法院将在本月11日正式举行听证，决定是否继续审理此案。

　　这桩案件在美国情报界引起极大的震动，中情局担心无论官司输赢，都将使这个美国的情报机构陷入极大的困境。

　　中情局官员说，如果多伊夫妇胜诉，他们许多间谍都会争相仿效，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情报机构的许多秘密都会曝光，包括美国如何培训、招募情报人员，以及一些目前仍在国外工作的情报人员身份。

　　如果中情局打赢了这场官司，那么今后其他间谍在和美国情报机构进行合作时就会三思而行，因为他们无法确信中情局会兑现先前的承诺。

　　如此遭遇比比皆是

　　《洛杉矶时报》的报道说，事实上，有着类似悲惨遭遇的并不仅仅是多伊夫妇。

　　冷战时期，根据相关的特别法案，中央情报局每年有特权将100人带进美国。这些人大多来自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吸引力就是能赴美国定居，过上舒适的生活。冷战结束后，中情局把网罗叛逃间谍的目光瞄向了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巴基斯坦和朝鲜等国家。

　　然而，当这些间谍完成“任务”被带到美国后，却发现现实和中情局的承诺之间往往有着很大的差距。

　　原苏联克格勃上校、密码破译专家维克托·谢耶莫夫说，他在中情局的鼓动下叛逃到美国，并帮助美国情报部门破译了原苏联的密码。当初，中情局曾答应给他100万美元，但后来根本没有兑现这一承诺。

　　谢耶莫夫愤怒地说，中情局利用这种出尔反尔的卑鄙伎俩欺骗了很多间谍。

　　“我还没有遇到一个人，对他们(中情局)感到满意，或者有中性的评价，”谢耶莫夫说，“所有人都感到被欺骗和侮辱，受到了相当糟糕的待遇。” 冯俊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