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七次下西洋航行，始于明朝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终于宣德八年(1433年)，前后历时28年，跨越三个皇朝。事实上，郑和本身的政治生涯，始于明太祖之后期，故前后跨五个皇朝。郑和七下西洋是一件规模十分庞大的远洋事业，必要有极强的政治动机，皇室的利益，雄厚的国家经济基础，以及适当的造船工艺能力，配合在一起，才可能实现。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非常独特的海外事件。

　　所以，我们想要了解这段明初的历史大事，要先对明初五朝(1368年至1436年)的政治及经济背景，做一个简明的介绍。有关造船工艺能力部份，容后篇再介绍。

　　于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至正28年(1368年)，朱元璋在今之南京市，即皇帝位。国号大明。这是明朝的开始，后历276年、16个皇帝，终于1644年亡于清朝。明及清两朝共约六个世纪构成中国两千多年皇权封建制度之后期。

　　明初五帝的谥号、姓名、年号先列如下:

　　(1) 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年号洪武(1368-1398年)

　　(2) 恭闵惠皇帝，朱元炆，年号建文(1399-1402年)

　　(3) 成祖文皇帝，朱棣，年号永乐(1403-1424年)

　　(4) 仁宗昭皇帝，朱高炽，年号洪熙(1424-1425年)

　　(5) 宣宗章皇帝，朱瞻其，年号宣德(1425-1436年)

　　明太祖及明成祖是明代最能干、在位二十年以上，创业最多的皇帝。惠帝在位只3年，昭帝只历一年，都没什么作为。章帝在位11年，是位太平天下的皇帝。继章帝的朱祁镇只有八岁，由太监王振执政，王振专权跋扈，造成明代宦官专政，为明代政治大腐败的开端。

　　因为明太祖(或称洪武帝)及明成祖(或称永乐帝)与郑和下西洋史关系最深，我们给他们多一点介绍如下。

　　太祖朱元璋幼时家贫，十七岁时入寺为僧，但不到两个月就离寺、到处化缘流浪。3年后，回到寺院，立志读书、交友。于25岁时，加入郭子兴军队的反元运动。经十七年长期残酷军事、政府斗争的历练，成为一个相当能干的军事家及政治家。为了巩固皇帝专权，更废丞相制，建立内阁制。加增监察系统，使得兵、刑：选择、礼、法上面，赋给系统更加完备。使小自耕农和中小地主经济获得发展。为了政治绝对之控制，朱元璋分封其子弟亲戚为王，在各处建立屏藩，然为此亦埋下其后之政变祸根。

　　明成祖朱棣(1360-1424年)是朱元璋的第四子，封为燕王，镇守元朝之故都北平，控扼西北边境，屡次出征元朝之残部。朱元璋所立太子朱标早逝，由皇太孙朱元炆继了皇位，为建文帝。建文帝有意削除诸封王，燕王深恐自身难保，于建文元年(1399)以"靖难"为名，发兵向皇都南京进军。这场3年的苦战，朱棣终于获胜，登上皇座，改元永乐。但从中国皇室之传统看，这是一场叔夺侄之皇位之举，朱棣做了皇帝，却不是天命之子。这对其后之外交政事发展埋下了导火线。因他也算是马上得天下，颇有其父之风。他继续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也推动内战后经济的恢复及发展。为了北方元朝旧部势力之威胁，他亲率大军远征。后为扼止北方，也为回到他的发祥地(北平)，于永乐18年(1420年)把首都由南京迁至北京，而以南京为留都。此迁都之举影响了此后600年之中国历史发展。

　　因为当时粮食生产南多北少。在永乐9年，疏通会通河，使南北运河畅流，便利漕船运粮北上，也使南北经济得以沟通，促进全国经济之发展。明代全国设北直隶，南直隶及十三个布政司-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及贵州。下辖140个府，193个州，1038个县。另外有几个少数民族居聚区。

　　做为封建农业国家资源的耕地，据《明实录》所记，在洪武，永乐年间，田土面积总共约四百万顷。同时，全国约有一千万户，五千五百万人。故平均每户有五个半人。平均每户耕地0.4顷。

　　上述只是全国平均值而已，其实人口分布相当不平衡。在明初，南直隶，浙江和江西人口最密集，这三区人口合计约有三百万人，约占全国人口之半，但其总面积约为全国之14﹪而已。

　　明代田地有官田，民田及军屯之分，其田赋制度是两税法，一为夏税及一为秋粮。夏税以麦为主，秋粮以米主为。另外，对桑、棉、麻、丝、棉等也课税。

　　明代中叶以前，主要以米麦等实物缴纳。洪武，宣德间，国库每年的田粮收入在3千万石以上。由于明初政府相对地节省，便形成“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麦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禀，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之地步。米麦一石折合白银约二钱五分，故三千万石米麦之税收，可折合约七百五十万两银。

　　据明朝中叶所刻之《龙江船厂志》(李昭祥着)，一艘400料战座船的造船工资约为75两银。以此比例，一艘2000料海船约需工资375两银。再假定造船材料及其它费用约等于工资，则一个拥有一百艘2000料海船及200艘400料战座战之大船队，总造价约为十万两银。这一个300艘之大船队，略似郑和下西洋之宝船队(后篇再详述)。假如操作费用为此船队之两倍，总共则需约三十万两。虽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开销，却也只是全国税收之百分之四。这个非常粗略之开支估计的目的，在于指出永乐宣德年间国家经济有足够能力，担当郑和下西洋七次的费用。(国立台湾海洋大学客座教授 苏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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