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岛内，“法务部长”是一个很容易引起关注的职位，现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过去曾任此职，当时他不顾李登辉和国民党内部分人士的反对，强力扫黑、查贿选，被认为“挡人财路”，最后被李登辉拿掉。不过马英九本人却赢得了民众的高度肯定，为他后来从政累积了不小的声望。现任“法务部长”是民进党籍的陈定南，此人在当“部长”前给人留下了节俭清廉的印象，衣服穿到补了又补。不过自从坐上这个显赫位子后，什么“行政中立”、“节俭”似乎都与他无关。

　　沉迷于“小题大做”

　　近日台湾媒体报道，“法务部”内部人员私下讥讽陈定南是“想像力丰富的人”，原因在于他经常会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之举。第一件事是几年前，陈定南认为法院的侦查庭不够“庄严肃穆”，一拍脑袋，下令重新装修。第二件事是，写在“法务部”大门上30来年的“法务部”3个大字，陈定南“左看右看”，很不满意，遂亲自选好字型重做，做上后又觉得不好看，再拿掉重做。

　　12月中旬，陈定南又因准备在高档宾馆招待记者成为焦点人物。依照计划，“法务部”定在12月底邀请各个媒体专门跑“法务部”的记者参观台中监狱和南投看守所，搞点公关宣传。这原本无可厚非，但陈定南把这个1天可参观完的行程安排成2天1夜，尤其是他把那1夜安排在了全台湾最贵、每天房价达1.3万多元新台币的涵碧楼，订了30多个房间，仅此就要花费30多万元。涵碧楼原本是蒋介石的“行馆”，几年前改建后对外开张。岛内舆论批评说，这种“大手笔”招待记者的行为不但与陈定南过去“孤寒、节俭”形象不合，而且以招待方式与媒体建立关系更是“本末倒置”。

　　成名于“宜兰经验”

　　陈定南过去以“宜兰经验”在台湾地区有一定的知名度。他1943年出生在宜兰县，少时家穷，有些志气，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后，陈定南曾在台塑企业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陈定南自己出来创业，从事鞋类生意，小有所成。宜兰当时是反对国民党力量的所谓“党外运动”重镇，陈定南逐渐与这些党外运动分子联系密切起来。在反国民党势力的支持下，陈定南转而投身政治，在1981—1989年连续两次击败国民党候选人，成功当上宜兰县长。在宜兰县长任期内，陈定南一改当时的风尚，注重环保，拒绝了杜邦、台塑等一批知名企业在宜兰设厂的要求；坚决杜绝送红包、收回扣、特权介入工程等陋习。这些“宜兰经验”为他挣得了“包青天”、“宜兰妈祖”等名声。民进党成立后，陈定南于1993年加入。1994年台湾地区举行第一次省长直选，陈定南受当时民进党主席施明德赏识，与现“总统府秘书长”苏贞昌搭档，代表民进党参加省长选举，大败于代表国民党参选的现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之手。此后一直以“立法委员”身份从事政治活动。2000年5月被陈水扁吸纳进入“行政院”任“法务部长”至今。

　　败于权力之恶

　　屁股决定脑袋，成为“法务部长”后的陈定南表现越来越走调。前面的一些笑话毕竟只是细枝末节，他最被人批评的是不守“行政中立”。2004年3月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期间，身为当局“查贿选、反暴力选举”最高负责人的陈定南竟然公开为陈水扁站台助选。由于台湾当局的“法务部”是岛内检察和调查两大系统的主管部门，地位十分敏感、重要，因而从国民党当政时即逐步形成“法务部长”不投入辅选的惯例。陈定南这一举动使自己充当了“球员兼裁判”角色，自毁形象，在野党愤怒地指称他是从“陈青天”变成“陈阴天”。受此影响，2004年4月初台湾《中国时报》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陈定南的形象已大幅滑落，在“行政院”成员排名上，从过去一枝独秀落到5名以后。同时，陈定南在陈水扁“枪击案”一事上的表现也令人玩味，他不但强烈反对成立特别调查机构，还一再泼冷水，称要破案很难，连同党的吕秀莲都看不下去，说出“陈定南自己要对人民交代”的重话。今年9、10月台湾“立法机构”通过制定法律，成立“3·19枪击案真相调查委员会”后，作为“执行法律”的最高机构负责人，陈定南竟然百般发难，完全不配合。在他带头下，台湾各级司法机构公开抵制该机构的运作，执法者不尊重法，犯下大忌。陈定南的工作作风也很有看点，他亲自为“法务部”制定了“五大任务守则”，包括不揣测、不诠释、不做主、不偏差、立即请示。说到底，就是要其他人听他的。

　　陈定南的变化只是整个民进党在取得权力后的缩影。作为“宜兰经验”另一代表人物的“行政院长”游锡堃也好不到哪儿去，他的脱轨失序言行与陈定南一样多。权力为民进党带来了巨大利益，在诱惑面前，整个民进党迅速腐化下去。(本报特约记者 刘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