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科学家》杂志报道，在古巴，书刊封面、海报以及T恤衫上，到处都能看到著名革命家、“游击中心”理论的倡导者切·格瓦拉的光辉形象，现在他的事迹又被搬上银幕――《摩托车日记》。格瓦拉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生育的大女儿阿莱达具有父亲的某些性格，而且她和父亲一样，对医学充满兴趣，现在是一名出色的儿科医师，在古巴和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行医问药，还代表古巴在世界各地演讲。人们都知道，由于多年遭受美国的制裁，古巴的药品供应非常紧张，先进的医疗设备也很少。人们想知道的是，她是否和父亲一样是一位坚 定的革命者？《新科学家》记者丽兹·艾尔斯的独家采访。>

　　　　艾尔斯：你是为了沿着父亲的路走下去，才成为一名医生的吗？

　　　　阿莱达：我是跟着人民的足迹！

　　　　艾尔斯：但是你一直想要成为一名医生，是吗？

　　　　阿莱达：是的。4岁的时候，我就说过要成为一名专门医治儿童疾病的医生。并且，我始终对这个职业忠心耿耿，我一直很喜欢孩子。我妈妈生了4个孩子，而且每次都是剖腹产。在最后一次情况有点不少，一个针口感染。我用酒精帮她在发炎的地方消毒。那时，我只有4岁半。

　　　　艾尔斯：古巴医生的现状如何？

　　　　阿莱达：有时人们开玩笑说，我们是在向国外捐赠医生。到现在为止，光在委内瑞拉的古巴医生就有好几千人，我们派出了25000万卫生专家到世界各地帮助其他人。因此，留在古巴的医生的工作量就大多了。不管对谁，只要需要我们帮助，我们都会提供帮助。现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卡斯特罗对发达国家说，我们出人，但他们必须出物。所以，我们一直和英国、法国以及德国一起参与发展中国家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工程，他们出钱买了药品和原料，我们提供专业人员。

　　　　艾尔斯：现在医生在古巴人口中的比例是多少？

　　　　阿莱达：每164个居民中有1名医生。以前是每168个人中有1名医生，但现在这个数字下降了。我们国家很穷，但我们人穷志不穷。

　　　　艾尔斯：美国的封锁政策对古巴带来哪些不良影响？

　　　　阿莱达：美国正在孤立古巴。这给我们的国家带来巨大灾难！例如，我在哈瓦那的威廉·索勒儿童医院有400个床位，但医院只有一台X光机，而且还是40多年前买的。

　　　　艾尔斯：你们缺少药品吗？

　　　　阿莱达：这要感谢欧洲的团结。在欧洲有个工程叫“医援古巴”，根据这个工程，他们采购原料，并把它们送给古巴。我们制造药品，然后只以成本价出售。所以那个组织能绕开美国的封锁政策，另外，它还鼓励古巴发展自己的制药业。虽然我们不可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所有原料，但他们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帮助。我们还用旅游业赚的钱采购其他原料。

　　　　有时我们必须通过中间人采购，因为美国知道了向我们出售原料的国家或机构，美国就会制裁这些国家或机构。所以，同样的原料，运到古巴价格就非常高，而且非常困难。通常情况下，别的国家只需500美元，古巴却要花20000美元才能摆平。

　　　　艾尔斯：听起来好象你们需要拥有属于你们自己的制药业？

　　　　阿莱达：每个国家的目标，都是发展自己的工业。如果我们不具备生产药品的能力，老是从别人那里搞东西，这对我们没有好处。古巴在制药业方面已经有了一些进步，但我认为我们在很多领域，比如生物技术方面会做得更好。

　　　　艾尔斯：古巴拥有很大的灵活性，但是现在依然缺乏一流的科学设备或技术？

　　　　阿莱达：是的，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我们会设法解决它，这要感谢那些有胆量的公司，他们希望古巴采用他们先进技术。例如，古巴流行登革出血热的时候，我们发现欧洲正在制造干扰素。于是，我们向他们学习这方面的技术。如今，我们在生产干扰素上的技术已超越教我们的那些欧洲专家了，因为古巴的血库充足，我们可以更有把握地工作。

　　　　艾尔斯：这是为什么呢？

　　　　阿莱达：因为古巴人都愿意献血，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提醒人们不要献了，因为根本用不了那么多。当纽约世贸大厦遭到恐怖分子袭击时，古巴人立刻向受伤的纽约人献血——我们很清楚：美国和古巴之间的矛盾与美国人是没有关系的。在南美洲或其他地区发生灾难时，古巴人也总是及时献血。我们认为帮助其他国家度过难关是一个国家的责任，并且我们有能力做这件事。你自己认为是好的就要去做，这点很重要。古巴人做这样的事后会感到很满足。我认为那些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另外，我们将来会为需要帮助的人做更多的工作。

　　　　艾尔斯：你一直是一名医生，现在你却代表古巴也在各种国际活动上发表演讲。

　　　　阿莱达：我23岁就成了一名医生，现在已经43岁了。自从我女儿长大成人，我就到世界各地去演讲。但在这以前，我都在幕后工作。

　　　　艾尔斯：搞科学是否应该摆出高姿态？

　　　　阿莱达：作为左翼人士，我们正在战斗，世界上会有更多的人支持古巴，他们能为古巴的发展提供各种帮助。我认为对我们来说，科学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利用我们的资源发展科学，终有一天我们能依靠自己的技术取得进步。例如，我爸爸在20世纪60年代曾说，他打算学习核科学，因为在当时它是一种能改变未来世界的科学。>他也在思考核科学的利弊，并希望在不毁灭世界的前提下应用这门科学。他没有做到这一点，但这个宏伟目标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我们必须努力实现它。在不破坏环境的基础上利用这些非常有价值的科学发展，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但我们必须做到平衡。

　　　　艾尔斯：土著人和科学之间有什么关系？你从你的旅行中学到了什么？

　　　　阿莱达：这里有个大问题。许多人说，非洲人，举例来说，他们不知道怎样使用科学。但这些人并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是对非洲人来说，要想生存下去是离不开科学的。如果非洲人全部接受了白人给他们的科学发展和工业发展，他们最后就不能保护自己的文明，并且很有可能丢掉自己的土地。因此，我们在处理土著人的问题时一定要慎重。我们在把科学带给他们的同时，不破坏他们重要的传统。事实上，我们也从当地人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例如，有一次我访问委内瑞拉的一个部落，一位妇女表示，她不想让白人医生看病。为什么呢？因为她问我：“我的名字和我的病之间有联系吗？”这时，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一名病人来看病的时候，医生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问问他叫什么，住在那里，年龄有多大，然后才问他们哪里不舒服。虽然这都是些小事，但它们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行为。

　　　　艾尔斯：假如你父亲活到现在的话，他会如何看待你现在所做的事吗？

　　　　阿莱达：如果他还活着，我不会做这些事情的，我会每时每刻都陪在他身边。

　　　　艾尔斯：他现在还是你心目中的英雄吗？

　　　　阿莱达：是的，这毫无疑问！他是我见过的男人中最完美的。

　　　　艾尔斯：你从孩提时代的记忆中能清楚地想起多少关于他的事？

　　　　阿莱达：并不多，但我的妈妈非常爱他。她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爸爸的事。我们读了更多的未出版和已发表的关于他的材材，我们对他的了解就更多了。例如，我从影片《摩托车日记》中知道了爸爸是个怎样的人。他不仅仅是我的爸爸，现在还是我的朋友，我的老师。对我来说，他非常重要。

　　　　艾尔斯：你仍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保持着联系吗？

　　　　阿莱达：虽然我老觉着和他说的话太少，但我们确实保持着联系。他很爱我，像我的叔叔一样。我也爱他。他说有时候会梦见我爸爸还活着。　（杨孝文 任秋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