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法特生前曾14次访问中国，他不但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还与很多普通中国人成为朋友。他直爽的性格、追求独立民主的精神也对很多中国民众产生了影响。他重视和中国朋友的友谊。

　　2002年11月13日，当阿拉法特再次见到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王世杰时，禁不住深深地拥抱、亲吻他。这对阔别30多年的老朋友在中东和平进程面临严重危机时重逢了。

　　10多平方米的会客室简朴得令人难以相信，这是一位首脑会见外宾的场所。没有窗户，光线非常暗。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两个挂钟，屋里几乎没有其他摆设。

　　会议正式开始，记者们被“礼貌”地请了出去。15岁起就跟随阿拉法特的大胡子卫队长尤素夫·阿卜杜拉搬来两把凳子，和另一个卫兵往门口一坐，严阵以待。可是，当我们提到“中国”，他们马上绽开笑容，比划起“北京烤鸭”的吃法。问卫队长到底去过中国几次，他一扬头说“几十次”。虽是夸张，但中国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外交往来的确频繁。

　　会谈结束，记者们得到允许进入。阿拉法特耐心地同我们一一合影———尽管早就听说他的眼睛怕强光刺激。他的眼神非常柔和，据说那是一双喜欢看动画片的眼睛。

　　合影完毕，我一个箭步上前，打开录音机就问：“请问您如何看待此次中国特使到访的意义？”话音未落，阿拉法特微笑着说，“非常感谢中国在目前和平进程面临巨大困难时，依然关心巴勒斯坦人。感谢所有中国领导人，我们不会忘记。”因为患上帕金森症，阿拉法特嘴唇颤抖厉害，念中国人名很费劲。他清晰记得自己首次访华的时间。

　　谈到中国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作用时，阿拉法特的眼睛闪了一下，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小姐，你不要忘记，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而且有举足轻重的国际影响。特使到访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关心巴勒斯坦人民。”

　　礼宾官催着往外走，我已经关掉录音机，没想到阿拉法特往前走了半步，又接着说，“还有……再次感谢中国政府。”

　　一出办公楼，各大媒体几十名记者一起拥上来，七嘴八舌问了一堆问题，主要都是关于中国中东特使。王特使向世界媒体表明中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整个过程中，阿拉法特一直紧紧握着特使的手。据新华社电每个巴家庭都有与阿翁的合影

　　讲述人：巴勒斯坦人伊扎特，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留学，曾在巴勒斯坦驻中国大使馆担任秘书，阿拉法特接受中医治疗期间，曾担任其翻译，深受阿拉法特信任。现在中国工作。

　　伊扎特第一次见到阿拉法特是在巴勒斯坦的难民营，然而那时作为巴勒斯坦领导人的阿拉法特并不认识这位小伙子，“他常来难民营演讲，看望他的人民，但是那时我跟他隔得比较远。”伊扎特先生告诉记者，他与阿拉法特是在中国认识的。82到83年连续两次，作为留学生的他接受了阿拉法特的接见。“他每一次来中国，都要看望在中国的巴勒斯坦留学生。”

　　伊扎特告诉记者，在巴勒斯坦，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他们与阿拉法特的合影。“任何一个普通的家庭遇到困难，比如结婚、失业，请阿拉法特前来帮助，都不会遭到拒绝。”在巴勒斯坦，几乎人人都知道阿拉法特的家庭住址。每天，在他的总统府和家外，都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伊扎特说他曾见过在总统府外，几个老太太拉着阿拉法特求助，他很快就答应了，并且督促别人去解决她们的困难。

　　1998年，阿拉法特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回到家乡后，由于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大使馆特意为他请了一名中医。那时，伊扎特作为翻译陪伴在阿拉法特身边。“他每天早上8点工作，常常夜里一二点才回家。中医医生为了这个常常责怪他。”

　　伊扎特说，阿拉法特在百姓家里，从来不担心安全问题，“这是他对安全的想法：得到人民的爱就是得到安全。”

　　谈及阿拉法特与中国的关系时，伊扎特个人认为，每次遇到巴勒斯坦事业转折的重要时刻，阿拉法特第一个出访的就是中国。阿拉法特总是强调说中国是第一个非阿拉伯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地位的。伊扎特向记者举例说，1993年阿拉法特在华盛顿签署了奥斯陆协议后，就从华盛顿直接飞到北京，要亲自跟中国领导人解释这个和平协议。此外，阿拉法特还保持着每年必须有一次与中国领导人交换意见的习惯，“这就很能说明他对中国有不同寻常的感情。”本报记者石毅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

　　讲述人：王京烈，中国社科院中东研究室主任，中东问题研究专家。70年代末开始进行中东问题研究，曾于1996年出版《阿拉法特———头上顶着国土的总统》一书，阿拉法特来华访问时曾三次接见他。

　　回忆起1996年与阿拉法特的首次会面，王京烈记忆犹新。1996年6月，阿拉法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别要求要和中国研究中东问题的学者座谈，国务院和巴勒斯坦驻中国大使馆便安排了王京烈和其他十几个研究中东问题的专家与之在钓鱼台见面。

　　“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依旧戴着那个标志性的头巾，热情地和我们握手，他的手很有力。”王京烈回忆说。

　　在座谈会上，王京烈用英语向阿拉法特提问说，解决耶路撒冷问题比较好的途径是什么，阿拉法特当时回答得比较简洁，他认为可以参照梵蒂冈的做法，用一种国际化的方式来解决。

　　座谈会结束后，获知王京烈写了一本关于自己的书，阿拉法特兴致盎然地再一次和他握手，“当时他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了两个感谢，感谢我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的正义斗争的理解和支持，感谢我作为一个学者能够讲出真话。”

　　王京烈曾与阿拉法特进行过通信，阿拉法特不但热情回复，而且还寄来一张有他亲笔签名的个人照片，这张照片王京烈一直摆放在他的书桌上。本报记者刘薇 毕磊巴“第一张纸币”在中国设计

　　1998年，已是69岁高龄的阿拉法特在短短的时间内，在40多个国家间进行穿梭访问。这是为了一年后他的一个计划———在1999年5月4日建国。当他来到中国后，他想请中国的设计师们为新国家设计流通货币的票样。

　　一直以来，巴勒斯坦不曾有过自己的纸币，在市面上只能看见以色列纸币或者美元。中国金币总公司设计部的胡福庆接到这项任务后，花了几天几夜，设计好了2张巴勒斯坦币的草图。

　　胡福庆所设计的纸币正面为阿拉法特肖像、巴勒斯坦银行，四周是花纹。背后是耶路撒冷硬石大教堂的主景和阿拉伯文、英文说明。

　　据介绍，这是巴勒斯坦的“第一枚纸币”，阿拉法特见到2张纸币草样后非常高兴，他自己留下一张，另一张签上“良好的祝愿留给胡先生”的话语，送给胡福庆留作纪念。(讲述人：新华社前驻加沙记者周轶君/本报记者石毅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