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日本记者云雷

　　近期，伊拉克接连发生外国人被绑架的事件，其中仅日本人被绑架的事件就发生了两次。8日，3名日本人被一个名叫“圣战者旅”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绑架，一周后3人获释。另一起绑架事件发生在14日，两名试图前往巴格达西部进行采访的日本记者被绑架。当地时间17日中午，两人被安全释放。在日本国内，从人质被绑架到获释的近10天里，虽然很多人自 始至终站在人质事件的受害者及其家属一边，要求政府对人质被绑事件负责，撤出派驻伊拉克的日本自卫队，以拯救人质，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要政府负责的呼声逐渐转变为应该追究人质本人的责任，一些过激分子甚至辱骂受害者及其家属“自作自受”，不但自己受难，国家破费，还影响了政府政策的实施，有人甚至提出应由人质自己承担救援费用。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其它国家，一定令人匪夷所思，但在日本，却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通过观察这件事所反映出来的日本社会百态，我们或许可以更多地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受害者和家属深深地低下了头

　　3名日本人8日被绑架后，他们的家属极度伤心和焦虑。被绑的3人中有两名是北海道人，另一名是宫崎县人。事发后的第二天，他们的家属就赶到东京，奔走于政府各个部门，向社会寻求广泛的支持和帮助。日本国内各大媒体也全面跟踪这一事件，家属的每一个举动、政府部门的每一个表态都是新闻报道的重中之重。许多民众接连数日在国会、首相官邸前和公园里集会，要求政府从伊拉克撤回自卫队，以解救人质。

　　11日，有日本媒体报道说，人质将在24小时内被释放，但不久就有人辟谣说消息有误，人质家属的心情几起几落，备受煎熬。就在这时，有人竟然开始恶意中伤他们，给他们打骚扰电话，还给他们发传真说他们“自作自受”。在北海道，有人以受害者家属及其友人临时成立的绑架事件处理事务所的名义，一下子叫了十几辆出租车。结果，一辆辆出租车聚集在事务所前，却没有任何人乘坐，司机非常不满，对受害人家属大发牢骚。这显然是有人搞恶作剧，捉弄受害者家属。

　　不仅如此，女人质高远菜穗子的弟弟妹妹面对媒体，因情绪激动言语略显犀利，就立即招致不少批评，他们的母亲不得不拖着病体出来向公众道歉。

　　于是，在一片“人质也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呼声中，家属们不再坚持要求政府撤回自卫队，只是请求政府和社会帮助亲人平安归来。在媒体面前，他们的措辞变得非常小心，一方面不停地道谢，另一方面表示如果人质归来，要让他们感恩和反省，因为他们“给大家添了很大的麻烦”。

　　3名人质刚被释放时，不知道外界发生的一切，他们中有两人表示，希望留在伊拉克继续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和采访活动。对此，首相小泉纯一郎非常不快地说：“解救人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政府的工作人员一天24小时都在为他们奔忙，有多少人为解救他们废寝忘食地努力，希望无视政府劝告(仍旧前往伊拉克)的人好好地想一想。”还有一些政府高官不满地说：“如果这些人这么不想回国，不如就到伊拉克政治避难好了。”

　　因此，当这3名人质被日本大使馆接回国内之后，面对摄影镜头，他们除了深深鞠躬表达谢意和道歉之外，就不敢再有其他的任何表示了。

　　日本政府很恼火

　　自去年年底向伊拉克派出自卫队以来，小泉政府一直神经绷紧，生怕出点意外，不但对国民不好交代，还会丢了政治前途。然而，怕什么来什么，人质事件的发生令小泉着实烦恼，虽然他说过早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但解救人质毕竟是政府的责任，推卸不得。以前，日本政府就曾有不顾国际舆论批评宁肯向绑匪交付赎金也要保护国民生命安全的例子。

　　虽然日本国内有些人认为，是政府执意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才导致人质事件的发生，要求政府承担责任。但日本政府在尽力解救人质的同时，很快就找到了推脱责任的理由：那就是政府一直都在劝告国人不要前往伊拉克，人质事件发生是他们不听劝告造成的后果，因此被绑者自己也要承担责任。

　　长期以来，为了防止国人在国外受害，日本外务省采取了向国人发出通告的做法，对于国人将前往或滞留的海外国家，外务省根据当地局势分成4个等级，向国人广而告之。当目的国危险程度最高时，日本政府即向国人发出“避退劝告”，即还没去的不要前往，在当地的赶紧出境。自去年伊拉克战争以来，日本政府共向国人赴伊发出了10多次“避退劝告”。所以当人质在伊拉克被绑的消息传来，全国上下一片同情之声时，总务大臣麻生太郎就认为，“政府已经多次劝国人不要前往伊拉克，人质被绑是他们不听劝告造成的。”

　　17日晚，日本外相川口顺子再次呼吁国民不要前往伊拉克等频繁发生绑架外国人事件的危险地区。她说，每个日本国民都应有对自己的安全负责的意识，政府强烈要求国民自我约束。而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中川秀直当天在广岛县吴市演讲时口气更加严厉：“如果再有人不听劝告去伊拉克，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政府和国民都绝不会提供任何帮助。”虽然他的话不能代表政府，但日本高层对人质的态度可见一斑。

　　人质要自掏腰包

　　两起人质事件全面解决之后，日本政府觉得是该和人质“算总账”的时候了。除了人质应该对自己的“草率行为”承担责任之外，有人还提议应该由人质自己承担所有的救援费用。

　　据有关部门统计，仅第一批3名人质的营救行动就花了近20亿日元。公明党干事长冬柴铁三指出，这些钱都来自国民上缴的税金，政府应向国民公布处理绑架事件的具体开销。自民党总务会还提议：“应堂堂正正地向人质及其家属索要救援费。”

　　这种事情在其他国家或许比较新鲜，在日本却是有先例可循。比如登山遇险时，日本政府有关部门有责任调动直升机等前往解救，但其费用则由遇险者及其家属承担。甚至有人撞车自杀之后清理现场的费用，也得由自杀者家属承担，这在日本已经成为一个惯例。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让在海外被救助者自己承担救援费用的先例，但是参照国内的惯例，日本外务省已经做出决定，先期被释放的3名人质要各自承担从巴格达到多哈包机的经济舱费用，并全额负担在多哈医院的体检费用。至于其他费用，要等政府对事件进行详细调查后再“慢慢算”。

　　责任到底在谁

　　日本政府铁算盘一拨，跟人质的经济账算得清清楚楚，但是也有人跟日本政府算了这么一笔政治账：在伊拉克的日本人为什么会成绑架的对象？为什么一些反对战争的国家的国民可在伊拉克安保无虞？绑架日本人的伊拉克武装组织与这些人质并无纠葛，他们恨的是日本政府。因为政府的对外政策招人恨，导致国民成了别人绑架的目标，被绑架的国民似乎更有理由向政府索赔。而且，从法律上说，外务省发布的警告信息对国人并不具法律约束力，因为日本宪法第22条保障公民有前往他国的自由。现在政府不仅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而且还要向被绑人质索要救援费，这种道理似乎到哪里也说不过去。

　　然而，在日益右倾化的日本，这种道理却是说得过去的。日本政府和许多极端分子一再抱怨这些被绑架的人质给人添了麻烦，分析看来，对他们来说这麻烦有三：一是政府要动用人力物力解救他们；二是陷政府于被动，人质事件一旦解决不好，小泉及其他高官就有可能下台；三是给日本的军事化道路带来麻烦。向伊拉克派兵是日本自卫队携带重武器走出国门奔赴海外战场的第一台“戏”，戏才刚开始，就被几个“不知好歹”的国民给搅了，惹得很多人站起来给自卫队喝倒彩，大喊“下去吧，下去吧”，日本政府能不窝火？

　　好在事情圆满解决了，小泉政府不禁喜上眉梢，这喜有二：一是人质安全回家，日本政府被认为处置得力，一度走下坡路的支持率猛增7.2个百分点，达到55.6%。政府成了英雄，人质却成了“狗熊”，不得不承担“坏政府大事”的罪名，政府也因此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二是小泉坚决不与绑架者妥协，撤回自卫队，不仅凸显了自己坚持原则不妥协的“英雄”形象，而且还把出兵伊拉克塑造成了一件“正义”事业，使那些主张撤回自卫队的国民更无置喙之处了。据日本共同社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人质事件解决后，63%的日本人认为政府拒绝接受伊拉克武装组织要求的做法是“妥当”的，认为“不妥当”的仅有8.8%。对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的支持率升至53.2%，这也是今年1月以来对向伊拉克派兵持支持态度的人首次超过半数。

　　如此说来，日本政府不但不应该向这些人质索取救援费用，反倒应该对他们“鞠躬致敬”呢！

　　在伊遭绑架的澳大利亚人说：“总理陷我于危险之中”

　　与日本人质回国后唯唯诺诺、噤若寒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伊拉克被绑架的一名澳大利亚人质在获释后，就敢大声指责政府应对她被绑负责。

　　14日下午，在伊拉克从事人道主义救援工作的澳大利亚人唐娜·马尔赫恩和另外3名救援者一起到被美军围困的城市费卢杰，向伊拉克人分发救援物资。在返回途中，他们碰上美军和伊拉克武装人员激烈交火。当时，马尔赫恩试图向附近的美军士兵出示她的澳大利亚护照，以寻求保护，但遭拒绝。不久，黑洞洞的枪口和火箭发射器包围了他们，4人落到了伊拉克武装人员手里成为人质。

　　一开始，马尔赫恩等人感到十分害怕，担心受到伊拉克武装人员的折磨。看到他们害怕的样子，一个伊拉克人对他们说：“你们不用担心，我们是穆斯林，不是暴力分子，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

　　随后，伊拉克武装人员搜查了马尔赫恩等人随身携带的物品，并对他们进行了审问。当听说他们在伊拉克从事人道主义救援工作时，伊拉克武装人员对他们更加和善了。一天之后，马尔赫恩和3个同伴获释。

　　马尔赫恩获释后，对绑架她的伊拉克武装人员评价十分客气，说他们“很有理智，愿意听我们说话”。但说到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她可就不客气了。她说，霍华德在伊拉克问题上紧跟美国，这使伊拉克人对澳大利亚心怀不满。她指出，“正是澳大利亚总理陷我于危险之中。”

　　除对霍华德表示不满外，马尔赫恩还抨击了驻伊美军的行为。她说，由于美军的围困，费卢杰缺粮少药，而城里的伊拉克人又出不去。因此，在费卢杰最危险的不是伊拉克武装人员，而是美军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