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透露，俄罗斯兵役委员会在征召合同兵时，许多事情讲，许多事情不讲。不讲的事情包括：如果负伤，到哪里领取保险金，退役后怎样回家……与国家签订合同的人有的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等。

　　莫斯科郊区奥金佐沃坐落着一家疗养院。那里满目凄凉：破旧的房屋，没有玻璃的门窗……其中有座两层楼房是维什涅夫斯基医院分院。

　　我沿着楼梯去找伤兵病房，没有人问：“您去哪儿，找谁？”到处都是南方的建筑工人。工人戴着防尘口罩在清理墙壁。灰尘特别大，好像弥漫着一场大雾。在浓雾中，伤兵们拄着拐杖走动……

　　受伤的军人讲，大楼装修一年了。中尉托卡列夫被送来时，刚被抬下车，就拿到一对拐杖，并听到有人对他说：“走吧！”他慢慢地站起来，根本都不知道拐杖怎么使。正巧台阶上洒了油漆。他滑倒了，头撞在墙上，断腿触地，石膏夹板摔坏了。战士们把他抬起来，送进病房。一个医务人员给他拿来石膏和绷带说：“拿着，自己打上石膏。”所有治疗到此结束，10天之内甚至没来过大夫。

　　医疗器械也没有。托卡列夫的妈妈说：“挨着我儿子的那个人是直升机驾驶员，叫帕舍维奇，在车臣被击落。他严重烧伤，腿部受伤。但我发现，他的右手一直弯曲着。我问：‘怎么不给你治治呢？否则永远直不起来了。’可他说，这需要按摩，用石蜡治疗。医生给他做了按摩，需要用石蜡治疗时对他说，‘我们曾经有个石蜡室，但那里没有牵引器，现在屋里是一堆没用的东西。如果你想做的话，给你个灯，自己烤吧’。”

　　病房里挤满了合同兵。米沙是狙击手，被地雷炸伤了，尼古拉腿负了伤。两人一个月都没见到过大夫。萨沙本人就是名医生，他伤得最重。他在第42师某坦克连服役。在杜巴尤尔特，他们20人的队伍遭遇埋伏，6人死亡，7人受伤。他被地雷炸伤，双臂严重烧伤。这发生在2002年4月17日。

　　他一直昏迷不醒，人们都以为他活不下来了。萨沙说，“医生把我救活了。外科医生科切托夫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微外科手术救了我的手。”在谈到这里的条件时，他说：“拥挤、简陋，我已习惯，比起战地医院来，已好多了。”

　　来到奥金佐沃养伤的都是些治疗不太顺利或需要长时间治疗的军人。他们都是被送来进行康复治疗的，以避免占用昂贵的病床。一个小伙子说，“在维什涅夫斯基总医院，有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床位，设备很齐全，是付费的，但一般都空着。”

　　但是，伤兵们没有发牢骚。军队医院由于资金不足需要挣钱。“没钱，用什么给我们治病？国家对此也不太关心。不管怎样这比车臣好多了”。

　　我在病房里跟伤兵们聊天的时候，走进来一名护士，给萨沙送来一盒钙片：“吃吧，骨头长得快些。”萨沙笑了：“我就是大夫，我知道自己需要水果和蔬菜里的钙，而不是药片。”护士开玩笑地答道：“那你就自己买吧！”

　　一直默不作声的上尉康斯坦丁说：“拿什么买？我们在这里没有一分钱，都是互相借用父母寄来的。尽管我们上了伤残险：轻伤——5个月薪金，重伤——10个月薪金。但是，没有团部财务科的薪金证明，任何人在莫斯科都不会给我保险金。而我的战友无法替我去开证明。为什么保险公司不到医院办理有关手续呢？我们现在需要钱：买蔬菜、水果、药品……否则，怎能康复呢？”

　　这个病房里的所有伤兵都打算去车臣领钱，甚至那些残废军人。他们知道，不回去，就拿不到钱。他们相信，有人会算错会少给，但领点儿是点儿。可是连这也可能做不到，因为他们甚至到不了那里。

　　合同兵从车臣回家有三种方式：乘棺材车、乘伤兵车、自己走。走回家的人是最幸运的。他们虽然没受伤，没战死，但回家却是艰难的考验。

　　按规定，回家要这样开始：部队向合同兵支付薪金，发放军人证明(车站根据证明向军人提供免费车票)，启程日提供交通工具，有军官护送。军官将退伍军人送到莫兹多克的火车上。

　　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部队从来没向离开车臣的军人提供过交通工具，因此他们要同当地车臣司机商量，由后者把他们送到火车站。一般要付2000到3000卢布。在路上，要通过哨卡，每个哨卡都跟合同兵要钱。然后，在莫兹多克或矿水城，他们还要遭遇强盗。强盗知道退伍军人身上带着多少钱(部分钱打在存折上，部分现金)。退伍军人在路上都穿便服，谁都不敢穿军装。即使这样，也逃不脱强盗的眼睛。在车站，几个人走过来，让军人到旁边的汽车里去付钱，“避免坐不上车”。叫警察没有用。警察自己很快就会来检查证件，要求掏几百卢布给他女儿买巧克力。

　　如果退伍军人抵抗，就被带到据点，那时就面临两种选择：刑事案件或掏钱买巧克力，这就不是几百卢布，而是几千卢布了。

　　但这还没完。合同兵到家后需要等薪金打入存折，通常要等半年，甚至要等两三年。

　　那些被从车臣抬走的人为了领到薪金和保险金需要受更多的折磨。他们为了领取用鲜血、截肢、内伤、残废所挣来的钱，需要拄着拐杖，带着伤病前去车臣。返回的路上，只能靠自己以及战友或者善良的人们。与他们签订合同的国家代表丝毫都指望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