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据英国媒体披露，英国情报部门———国家通讯总局的一位29岁雇员凯瑟琳因涉嫌违反《公务员保密法》而受到警方指控。虽然报道的篇幅不大，却引起了英国乃至国际社会的关注。此事发生在今年3月，当时任国家通讯总局翻译的凯瑟琳将美国情报官员写给英国情报机构的一份备忘录透露给了英国《观察家报》。据称，在这份备忘录中，美方要求专门从事窃听活动的英国国家通讯总局对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代表的家庭和办公室进行电话窃听，并监视他们的电子邮件。此次，英国警方以泄露国家机密为由对凯瑟琳提起正式指控 ，无疑证明了报道的真实性，更暴露了美国大肆对联合国进行间谍活动的真实面目。

　　联合国是个情报中心

　　美国之所以无视联合国的权威和安全，将窃听、破网(使用黑客手段突破防火墙或盗取密码，窃取电子邮件和其他内部网络的机密信息)等间谍手段用来对付联合国，是看准了组织庞大、会员众多的联合国是国际信息情报中心。目前联合国有成员国191个，设有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等六大机构。其中包括上百个长期、临时的各类委员会，基金会，研究所。联合国在纽约的雇员就有1.5万人，每天工作中所包含的信息总量大得惊人。这些数量巨大的信息囊括了安理会各成员国就各种国际热点问题公开和私下的磋商情况，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全面禁止核试验筹备委员会等机构的各种内部报告和机密材料。

　　为加强安全防护，联合国雇用各国安全人员保卫其办公大楼。招聘条件是，年龄在22至32岁之间，持有高中文凭，有2年以上警察工作经验或3年以上宪兵工作经验。此外，拥有刑事司法学位并有18个月以上警卫经验的人也可以应聘。虽然联合国雇用各国安全人员为之服务，但大楼的维修，电话、互联网等设施的安装、维护完全由美方负责。因此，美国特工要想窃听联合国各机构，可谓易如反掌。

　　各国定期派情报人员进行安全检查

　　实际上，美国情报机构最感兴趣的还是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联合国的各成员国都在纽约设有常驻机构，按每个代表团50名成员的保守估计，在纽约的外交官就将近1万人。联合国经常开会磋商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各国代表团关于这些问题的内部态度，代表团与各自政府的沟通情况，都是美国特工们最想知道的。这些代表团通常在联合国总部附近租写字楼办公。由于纽约地价较贵，这些写字楼通常临街而建，没有太多的外部安全设施。

　　为了保证安全，大多数国家驻联合国代表团在自己的办公大楼里设立了保密通讯室和会议室，花巨资由本国工作人员进行反窃听、反窃照等特别施工。这种保密室中的办公器材和加密装置都从本国直接运来，以避免被美国特工做手脚。各国还定期派

　　情报机构的反间谍人员到代表团驻地进行安全检查。即便如此，整幢大楼的保密性仍然不高。一位美国“消息人士”曾对记者说，各国驻联合国外交官甚至常驻记者的电话都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听之下。有迹象显示，外交官们的汽车等交通工具大部分也在联邦调查局的监控之下。有经验的外交官说，要想谈点机密的事，除了在保密室，最好到野外开阔地带去谈。

　　“技术改造”无孔不入

　　虽然各国想尽办法防止泄密，但美国作为情报界的“超级大国”，在家门口搜集情报的能力还是极强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将通过在电话、电报、网络、办公用品等载体上加装窃密装置搜集情报称为“技术改造”。

　　这种改造可谓无孔不入。例如，某国安全人员在对本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进行检查时发现，馆内使用的碎纸机已被在关键部位装上了窃照装置。有了这个装置，凡是拿到这台碎纸机上销毁的文件，都要被它先“扫描”一遍，其信息会自动传到美国情报部门。原来，这台碎纸机曾出过毛病，被送到美国人的店里修理，结果被美国特工们抓住机会，装进了谍报设备。另外，更令人震惊的是，许多国家在联合国的通讯使用了加密设备，但由于美国情报机关对一些世界著名加密设备生产厂家的渗透，使得美国人对使用这些加密设备的国家机密了如指掌。比如在国际商用加密设备市场上，Crypto曾是一个含金量极高的品牌，它以生产“最复杂、最具安全性”的产品而著称。很多国家在进行外交通讯时广泛使用Crypto的产品。但不幸的是，这种名义上是瑞士制造的加密设备，却打上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商标”。原来，国家安全局通过和该公司的秘密合作，早已掌握了Crypto产品的所有加密技术，只要谁使用Crypto传递信息，早已守株待兔的国家安全局监控人员就能像翻译外文一样轻而易举将加密信息破译。

　　策反加渗透

　　除了运用技术优势，美国还用策反、安插间谍等方式在联合国大搞情报。其中最成功的策反案例是1978年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苏联高级外交官谢夫钦柯叛逃事件。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73年谢夫钦柯到任后，就盯上了这位苏联在联合国的头面人物，并利用各机构经常举行外交宴会和其他社交活动的机会与其接近，最终使谢夫钦柯在1975年主动投靠中情局。在其后的30多个月中，作为苏联首屈一指的裁军问题专家，谢夫钦柯向美国情报部门提供了大量苏联在裁军问题上的内部考虑和绝密计划，甚至帮助美国情报部门在苏联驻联合国的各个代表机构中安插间谍，窃取更多的机密情报。当1978年3月，克格勃发现谢夫钦柯的间谍活动想将其诱骗回国逮捕时，在中情局的协助下，谢夫钦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摆脱监视，一头扎进中情局在其寓所外准备好的汽车，走上了叛国之路。除了原苏联，美国还经常对敌对国家在联合国的代表下手。无论是朝鲜还是前伊拉克代表团成员，都称美情报人员曾对其进行过策反。

　　以中情局为首的美国情报部门不仅竭力策反其他国家在联合国的雇员，而且利用美国及其盟国在联合国各机构人员众多的优势，大肆安插为美国服务的间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曾报道，一名联合国特委会的前高级雇员里特向媒体揭发，时任特委会主席的澳大利亚人巴特勒是美国中情局安插在联合国的间谍。巴特勒曾要求他将一个窃听装置安放在联合国特委会在巴格达的核查总部，还巧妙地将这个窃听装置伪装成保险柜。这样，每天在核查总部的所有谈话，包括工作人员抱怨巴格达天气太热的闲聊都被间谍卫星接收后传到远在美国马里兰州的美国国家安全局。

　　监听联合国有法律基础

　　作为独立于任何国家之外的联合国，其尊严和安全受到《联合国宪章》的保护，不容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予以侵犯。而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一贯无视联合国的各项法规制度，以其国内法为依据，采取各种手段对联合国及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实施间谍活动。早在70年代，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外国情报侦察法》，规定美国政府有权对“一个外国政府或者多个外国政府参加的集团或组织”进行情报侦察活动，该法案甚至进一步明确指出，“美国总统可以不考虑其他法律，通过司法部长授权，进行一年以上的电子侦察以获取外国政府或政府间组织的情报信息”。美国在国内法的允许下大搞间谍活动，严重损害了其他国家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正当权利，理应受到强烈谴责。▲